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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各地消費券發放的具體指導意見近日出爐。財政部發文明確，地方政府可根據需要發放購物券、職業技能培訓券、困難群體糧油或食品兌換券等消費券，同時這些消費券應重點向困難群體傾斜，并納入各級政府預算管理，嚴禁兌換現金和抵扣工資。
在以內需提振經濟的政策指向下，杭州、成都等各大城市之前已紛紛推出各類消費券。然而，消費券發行針對性不強、資金來源不明等問題的存在，讓業界對以此舉提振消費的最終效果充滿質疑。財政部此次發文或是因此而來，以期通過相對規范的措施，來厘清目前消費券發放中的種種亂象。
事實上，自消費券推出以來，地方政府表現出了高漲的熱情，不僅參與城市眾多，而且發放規模也呈“你追我趕”之勢，“南京2000萬元、鎮江8000萬元、寧波1億元……”各地“慷慨”發券的行為頻頻見諸報端。而作為領頭羊的杭州市，甚至提出從市領導的工資、福利中切出10%，以“消費券”形式發放的設想。然而，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卻是百姓對消費券的冷落。有業內人士預計，杭州旅游消費券回收率在20%左右，其余八成會“沉淀”在民間。
那么消費者為何不買賬呢？有媒體報道，政府部門對消費券的具體使用監管不嚴，持券人在使用消費券時遭遇發行者不認賬或變向漲價的尷尬時有發生。一個典型的案例是，有位老先生用消費券在指定的便利店購買了一袋食鹽后,與超市價格對比才發現，便利店的食鹽價格要比超市貴20%，自己根本沒有從中得到優惠。
可見，現實執行中“重發行、輕執行”的態度，使得消費券發放更像是一場秀。而隱藏在消費券背后的一個關鍵問題在于，各地政府對于消費券發放的資金來源三緘其口。而從地方政府財政資金普遍吃緊的客觀情況看，財政資金很難全面承擔消費券的資金來源。沒有切實資金來源的消費券，自然就無法得到使用者的長期認可。財政部此次明確將消費券納入各級政府預算管理、強調重點向困難群體傾斜，是對此前制度空白的有力彌補。
筆者認為，如果消費券發放中的這些亂象能夠得到整治，其拉動消費的作用或將得到一定發揮。但應當看到的是，消費券僅是提振消費的“催化劑”，而不是“萬能鑰匙”，不應該對其政策效果抱有太大期望。早在1999年，日本為了擺脫經濟危機陰影、刺激內需，向15歲以下65歲以上居民以及弱勢群體發放每人2萬日元的消費券，總值高達6000多億日元。但日本財政部的調查發現，最終的市場效果并不盡如人意，消費券僅有三成被用于消費，而六成以上則被轉化成了儲蓄。也就是說，日本民眾在用消費券購買了大量生活必需品后，直接把省下的鈔票存入了銀行。最終，當年日本因消費券推動的新增消費總額不過2025億日元，僅占名義GDP的0.04%。
筆者判斷，國內消費券發放的最終走向，難以改寫日本當年的結局。原因有二：其一，凱恩斯的消費理論認為，人們的消費欲望不僅取決于當期收入的變化，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未來長期收入的變化。對于中低收入群體而言，后者所占的影響力反而會更高。基本消費券的發放實現向困難群體傾斜，其短期救急的性質并不能實質性地改變受助人群的消費心理。就如當年的日本一樣，消費券不過是讓人們用之購買本就計劃中的物品，然后把省下的錢存在銀行而已。其二，一旦消費券經費來源需要報經預算管制程序的審核，發行規模等相關問題將受制于立法機構的監管，那么消費券未來繼續增發的希望將十分渺茫。
（作者系第一財經頻道主持人，經濟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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