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似乎留下了許多未解的答案，當我們細數會議上一系列貌似豐碩成果的同時，也不免產生深深的遺憾，那就是對全球危機治理的核心、全球金融危機的肇事者——美元濫發，并沒有提出相應的制衡機制。這似乎是全球危機治理進程中一個最深層次的尷尬，因為這不僅會貽誤危機的救治，還有可能為下一次危機埋下更大的風險隱患。
20世紀下半葉以來世界很多時候被稱為“美元世紀”，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當今全球市場體系的許多規則和制度的制定都與作為一種世界貨幣的美元密切相關，從而形成了所謂的“美元的結構性權力”。應該講，作為一種潤滑劑，美元為全球市場體系的擴張提供了信用基礎，然而被美元捆綁的世界經濟也由此踏上了失衡的征程。由于貿易分工和金融分工不斷深化，美國、亞洲新興國家、石油生產國就成為全球經濟結構失衡的三極，后兩類國家靠輸出廉價商品、勞務和資源，創造了大量的“商品美元”和“石油美元”，形成了“美元—商品美元—石油美元”的三角關系，使全球供需和分工體系維系在“脆弱的平衡”上。全球經濟一旦美元化就無法與之脫鉤，似乎成為一個不可逆的過程。在這樣的背景下，發展中國家的金融自主性將面臨著長期的根本性的挑戰。
上世紀70年代，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之后，國際貨幣體系就開始采納信用本位貨幣制度。在“黃金錨”消失之后，美元、歐元、日元等主要國際貨幣開始充當“貨幣錨”，來衡量其他貨幣的相對價值。但與價值穩定的“黃金錨”不同，“貨幣錨”自身的價值動蕩，會對國際貨幣市場造成影響。美元持續走軟，非美貨幣面臨的升值壓力驟增，美元單邊主義政策已導致貨幣信用和國際匯率體系的穩定受到嚴重沖擊，歐元、日元等主要貨幣都放棄了作為國際“貨幣錨”的責任，各國匯率進入匯率的“價值重估期”。
美國對“經濟自我主義”的金融政策一直游刃有余。近期美國即將重新啟動“定量寬松”這一超常規貨幣政策的序幕。G20財長會議結論為“各國執行以市場為導向的匯率制度，克制競爭性的貨幣貶值”，但美元濫發，美國永久性大量增加熱錢，等于間接操控匯率。如果不制衡美元的超發，全球貨幣和匯率體系還將陷入“無序貶值“的動蕩之中。
許多人認為美元政策“損人不利己”，其實不然：美聯儲不惜一切代價實施定量寬松貨幣政策不僅通過直接購買長期國債釋放流動性，降低投資長期資產的收益率，迫使投資者轉而選擇短期資產這樣的表象，刺激美國金融，也使實體經濟得到一定的促進。
事實上，在又一輪“銀彈”攻勢下，美國經濟似乎有企穩跡象。9月份美國領先指標環比增長0.3%，9月份CPI環比連續三個月上漲，核心CPI近三個月基本持平，在低利率以及奧巴馬政府對首次購房者的稅收優惠等多項政策的刺激下，美國房地產市場過剩庫存逐漸得到消化，9月份新屋開工數環比增長0.3%，至61萬戶，為連續三個月增長，九月份零售銷售環比增長0.6%，為連續第3個月增長，美國經濟正在大規模放水下脆弱而緩慢地復蘇。
然而這種以鄰為壑的不義之舉又將危機惡化的風險轉嫁何方？債權人和新興經濟體，實際上已被推到承擔潛在惡性通脹和貨幣無序貶值的邊緣。日本過去10年實行“定量寬松”貨幣政策的歷史告訴我們：“定量寬松”的貨幣政策可能對發展中國家的損害更大。上世紀90年代日本實行定量寬松的貨幣政策以后，日元大量地流向了全世界，日元的漏出率超過了15%。而美元世界貨幣的主導地位決定了美元的漏出率比日元要高得多。美國實行定量寬松的貨幣政策，海量的美元必然像潮水一樣涌向全世界，沖擊各國的金融市場和貨幣體系。對自由貨幣兌換國家，美國的定量寬松貨幣政策會造成這些國家國際收支和外匯儲備嚴重惡化。而對于那些實行固定匯率的國家和地區（主要是亞洲國家和地區居多），會輸入高的通脹壓力，形成烈性通貨膨脹。
憑借美元世界貨幣的地位和經濟強權，每次全球性經濟危機，美國都嚴重觸及貨幣發行的“底線”，甚至不惜動用定量寬松的貨幣政策，開閘放水，然而流動性一旦釋放出來，即使是美聯儲這樣釋放貨幣流動性的人，也無力掌控。更可怕的是如果一方面通脹預期升高，另一方面有效需求仍然不足，那么滯脹將在所難免。痛定思痛，美元不僅僅擁有貨幣發行權力，更擁有全球經濟系統的完全控制權。與美元一日不脫鉤，一日不制衡美元的濫發，全球經濟就很難走出動蕩和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