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兩會是“十二五”的起點，而1986年的兩會則是站在“七五”的門檻上。
“七五”期間面臨的是堆積如山的改革任務“十二五”期間面臨的則是如何讓社會各階層分享改革成果的巨大任務。
1986年4月13日《經濟參考報》頭版頭條刊登了題為《兩萬七千字中的四個字》的六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側記。改革、開放成為當年代表們談得最多的4個字。而在4月12日，本報也安排了一個整版報道各地代表對于“七五”計劃以及“改革”的體會和建議。
事實上，各界代表對于“改革、開放”的關注和熱議，正是基于當時復雜的社會經濟難題。“六五”后期，從1984年第四季度開始，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了一些問題，固定資產投資規模過大，消費基金增長過猛，貨幣發行過多，出現了歷史上少有的經濟“過熱”，這些也成為“七五”開局的基礎條件。而“七五”時期的經濟體制改革，使得我國經濟體制的格局和國民經濟運行機制都發生了重大變化，為以后改革的進一步深化奠定了基礎。
“七五”期間是新舊體制在轉軌過程中并存與沖突的時期。作為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時期，“七五”計劃指出，五年內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主要任務，一是進一步為經濟體制改革創造良好的經濟環境和社會環境，努力保證社會總需求和總供給的基本平衡，力爭在五年或更長一些時間內，基本上奠定有中國特色的新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基礎；二是保持經濟持續穩定增長，在控制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前提下，大力加強重點建設、技術改造和智力開發，在物質技術和人才方面為九十年代經濟和社會的繼續發展準備必要的后續能力。同時，計劃還制定了詳盡的經濟發展目標，即在不斷提高經濟效益的前提下，五年內全國工農業總產值增長38%，平均每年增長6.7%，五年內國民生產總值增長44%，平均每年增長7.5%。另外，“七五”計劃還對工農業產品產量、全社會貨運量、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等都做了詳盡的規劃。
從1953年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至今已經編制和實施了十一個“五年計劃”，在中國的經濟發展中發揮了重大的指導作用。2011年是“十二五”的開局之年“十二五”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也是深化改革開放、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型的攻堅時期，中國再一次走到“轉型”的十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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