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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落實強農惠農富農政策，加大農業生產補貼力度，穩步提高糧食最低收購價，加強以農田水利為重點的農業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顯示，過去一年里，中央財政“三農”支出比上年增加1839億元，超過了1萬億元；糧食生產實現“八連增”，連續5年超萬億斤；解決了6398萬農村人口的飲水困難和60萬無電地區人口的用電問題。
　　近年來，中央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各項工作的重中之重。國家出臺的強農惠農富農政策之多，政策扶持力度之大，前所未有。農業穩定發展，農民持續增收，新農村建設逐步推進。
　　盡管如此，與第二、第三產業相比，農業生產的基礎依然脆弱；與城鎮居民相比，農民的收入和福利仍然偏低；與城市相比，廣大農村地區的基礎設施還很落后。
　　怎樣才能從根本上扭轉城鄉差距拉大的趨勢？參加今年兩會的部分代表委員的看法是，今后，在進一步加大“三農”政策力度的同時，應當深化改革，更多地“還權于農”。
　　回顧農村改革30多年的歷程，不難發現，正是因為不斷地“還權于農”，解放農村生產力，從而推動了農業和農村經濟持續發展。不是么？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行，讓農民有了生產經營自主權，農業生產效率得以大幅提高；鄉鎮企業的崛起，讓農民有了創業的自由，農村經濟隨之改觀；勞動力市場的開放，使農民有了進城和在更大范圍內擇業的權利，工資性收入逐漸成為農民收入的重要來源。
　　今日“還權于農”之“權”，最重要的是土地財產權，包括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收益分配權等。毋庸諱言，目前農民維護和行使土地財產權時，仍受到諸多限制，如承包經營權不能抵押、宅基地使用權不能轉讓。土地流轉過程中，不尊重農民意愿、損害農民權益的現象時有發生。尤其值得警惕的是，農民常常成為“低成本城市化”過程中的利益犧牲者，“失地又失利”，很容易成為社會矛盾的引爆點。正因如此，溫家寶總理前不久指出，在任何情況下都要尊重和保護農民以土地為核心的財產權利。
　　“還權于農”的“權”，理應包括農民進城后的公民權利。當農民背井離鄉卷入城市化浪潮的時候，由于所謂“身份”的差異，進城后不能和市民享受同等的就業、醫療、住房、教育、養老等公民權利，難以成為真正的“城里人”。于是，出現了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的現象。城市化的本質，是人即進城農民的城市化。否則，只能是跛足的城市化，或“偽城市化”。
　　“還權于農”的“權”，還應包括農民享受公共服務的權利。這也是城鄉統籌發展的題中應有之義。
　　一言以蔽之，“還權于農”，既是改善民生的問題，更是通過市場主體再造，實現權利平等和公平交易，進而激發解決“三農”問題內生動力的“基礎建設”。把“還權于農”作為當前深化農村改革的重要內容，功在當今，利在長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