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利潤大幅下降期，應繳稅金總額依然在增長，“過頭稅”成為禍首之一。
繼6月江蘇調研、7月全國財政廳(局)長座談會之后，財政部部長謝旭人在8月29日第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八次會議上再次強調，堅決不收“過頭稅”和防止虛增非稅收入。國稅總局局長肖捷也在6月山西調研、7月全國稅務系統深化稅收征管改革工作上作此表態。
財稅部門三令五申下，反映的恰是此種現象的普遍存在。浙江溫州等地的企業向記者反映，預支稅款、補交歷史欠稅一直是慣例。
溫州稅務系統人士也告訴記者，當地一經濟條件名列前茅的區縣今年的財政收入增長指標依然同往年一樣，接近20%，“要完成今年任務，只能嚴征管，催繳往年欠稅。”
國家指標和地方一把手政績考核的壓力下，經濟下滑期“過頭稅”成頭號增收選擇。
財政部財科所副所長王朝才表示，這必須從財政預算約束、地方財權與事權匹配以及稅收體系完善入手進行改革。
“過頭稅”再抬頭
7月浙江省人大財經委的調研報告指出，上半年溫州規模以上工業企業60.43%出現減產停產，而前5個月這些企業在利潤下降19%的情況下，應繳稅金總額仍增長1.9%。
“不能否認收過頭稅的可能性。”一位改革觀察者指出，過去的經驗顯示，每逢經濟下滑，稅費的催繳越是抓得緊，或預支稅收，或補交過去，或提高額度。
“5月底就接到稅務通知提前預支增值稅，說是上半年任務沒有完成，讓幫幫忙。”溫州一家服裝企業金姓老板告訴記者。
當地一家電器公司負責人黃總則表示，所謂減稅也沒有感覺到，“以前客戶壓價最多3個點，現在至少5個點，銷售額又下降一半，稅收不變，幾乎就沒有盈利。”
他告訴記者，面對稅務部門的催促，幾乎所有中小企業都會尋求購買發票、不作賬等“避稅”方法，“但稅務局都很清楚，只要查賬，一查一個準，查到就罰款。”
因此，在溫州中小企業和稅務部門之間的不成文規定是，一個行業協商一個百分比交稅，“像去年光伏行業就是按3%交稅，都是跟他們(稅務部門)討價還價的。”一家光伏企業的負責人告訴記者，最終決定權在政府手中，越是經濟困難稅率定得就越高。
浙江省社科院經濟所所長徐劍鋒指出，這與小微企業本身的性質相關，“它們的營業額很難測算，只能靠自己上報，但實際上報只有1/3左右，因此很多地區都是按固定額度來征收。”
上述溫州稅務系統人士指出，2002年之后交稅都是有系統的，浙江省已經聯網，欠稅都被監控，經濟好的時候管得松，指標達到了就不管了，現在達不到就要補上，并且正在和國稅、電力、社保等進行數據交互。
而且，根據《稅收征管法》規定，企業還要交滯納金，即從應當繳納稅款次日起每天萬分之五，一年18%，最多一倍。
他告訴記者，越是經濟差，稅收征管越是嚴苛，盡管補交的其實是納稅人應繳的稅，但這種隨意性體現的是稅務部門的自由裁量權，容易引起不滿，“企業已經很困難，地方不減稅反而還加重很不合理，但我們執行人員也沒辦法。”
不僅如此，溫州中小企業協會會長周德文告訴記者：“民營企業的行政性費用涉及30多個部門，70多種費，這些大部分應該取消。”
地方增收花樣百出
“過頭稅”再抬頭的原因，根本上是財稅體系本身的不合理性。
根據官方數據，溫州市上半年公共財政預算收入166.7億元，同比增長1.9%，其中，稅收收入148.1億元，同比減少0.1%，非稅收收入18.6億元，同比增長20.7%。
一方面，公共財政收入增速下滑明顯。據上述稅務系統人士9月1日告訴記者，一般每月中下旬津貼會打到工資卡上，但8月份津貼至今未發，而其基本工資僅津貼一半，“都不夠吃飯了。”
另一方面，非稅收收入增長加快，行政執法部門的處罰收費力度開始加強。今年以來，溫州當地市民明顯感覺汽車交通罰款多得“離譜”，“停在規定范圍內的車子，哪怕輪子擦著邊伸出一點點就被罰了幾百塊。”
盡管此前國家也提出結構性減稅，“主要針對的還是小微企業，年應納稅所得額低于6萬的企業只占少數。”徐劍鋒說。
且在目前，財政收入是硬指標，減稅是軟指標，達到一定指標有稅收返還，沒達到就要扣錢，因此地方政府都對指標的完成憂心忡忡。
前述溫州稅務系統人士告訴記者，在前一年財稅兩個系統開動員大會時，地方已經定好稅收指標，在省級指標的基礎上層層加碼，今年普遍感覺壓力過大，他甚至動了離開公務員崗位的念頭。
而分類減稅政策，比如新興產業給予稅收優惠，傳統產業不變甚至加重稅收引導其轉型，在徐劍鋒看來，是種政策歧視，結果只是讓執法部門的自由裁量權更大。
比如，記者走訪的部分溫州個體戶就反應映，盡管政策規定，營業稅起征點調到每月營業額2萬，但稅務部門征稅時會強行將他們的營業額核定到2萬以上。
“所以經濟形勢好的時候，企業也向稅務部門討價還價，到了形勢不好的時候稅務部門要求多交，企業也不敢不多交。”王朝才指出。
在他看來，解決辦法唯有稅務機關依法征稅，并改革財稅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