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政協委員、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陳錫文在接受中國證券報記者專訪時表示，目前過分追求城鎮化率的現象值得警惕；城鎮化方面的考核指標需科學布置，不能用單純城鎮化率作為唯一的考量指標。
警惕“唯城鎮化率”苗頭
中國證券報：你對現在52.6%的城鎮化率怎么看？
陳錫文：城鎮化方面的考核指標需科學布置，不能用單純城鎮化率作為唯一的考量指標。隨著科學發展觀和轉變生產方式等概念的提出，原來只看GDP的氛圍有所改變，但要警惕變成對城鎮化率的追求。如果政府和社會大眾把城鎮化率看得過重，可能會帶來更大危害。
我們要多關注民生領域，比如有多少沒有戶口的人，有多少人的子女沒有接受較好的教育。城鎮化還必須有產業支撐，如果脫離產業支撐，沒有產業發展需要，為了城鎮化而城鎮化，實際就變成了“造城”運動。對我國來說，城鎮化需要解決的一個重大問題是如何實現人的市民化。在這一過程中，需要吸收多少農民到城鎮來，讓他們干什么？生產什么？市場又在哪里？從這個邏輯看，城鎮化的前提是讓農民先富起來。
中國證券報：城鎮化推進會不會對我國農業產生一定的負面影響？
陳錫文：城鎮化對農業來說確實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城鎮化的發展能夠帶來較多非農就業機會，促進農村勞動力轉移至城鎮，勞動力轉移也使得農業有了擴大規模的可能，城鎮化也能為農村提供技術、資金，提高農業效率，增加農民收入。不利的影響是，隨著城鎮化發展，諸如耕地、勞動力等部分農村要素會喪失。我們需要清醒認識到，城鎮化是個自然的過程，主導因素是市場，政府的責任在于保持農村和城市的平衡，使得農業得到發展、農民得到實惠，實現城鄉協調發展。
中國證券報：在征地過程中，如何處理好農民的補償問題？
陳錫文：我認為，對不同功能土地要有綜合規劃，形成一個區片價格，最后一定是形成一個均價來進行補償。城鎮化不同階段，土地政策是不一樣的，需要分階段考慮，但有一條，必須保障農民的長遠生計。從這個意義上講，改革征地制度的起步點就是提高補償標準，現在最需要改革的，就是土地政策中的補償問題，從實踐來看，各地執行中補償差距非常大，破壞了法律的嚴肅性。此外，如果繼續以農業產出標準來進行補償，顯然是不合時宜的，因為已占用的土地將不再用于農業生產。
結合實際推進城鎮化
中國證券報：我國城鎮化過程中如何借鑒國際經驗？
陳錫文：從國際經驗來看，有些國家未能處理好城鎮化推進階段城鎮與農村的關系，造成農業衰弱、農村凋敝、農民貧困，這種現象在拉美國家仍然存在；更多的國家是在發現了問題之后，再回頭搶救，所以付出代價很大。
對于世界范圍內的城鎮化問題，首先要認識到這是任何國家現代化進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環，沒有城鎮化，僅靠農業、傳統產業，國民富不了，國家強不了。第二，城市的建設需要產業支撐，而產業發展受到外部環境的很多限制，并不是投資就一定有產出，需要考慮市場環境。我國現在有些行業產能過剩，產品如果賣不出去，農民轉化為市民后即使有了就業機會，也可能面臨失業。
有專家比較過歐美中的不同城鎮化背景。具體來說，歐美地區的城鎮化是“成熟兒”，它的生長發育處在有利的外部環境中，這主要是因為17世紀以來歐美有海外殖民，輸出了國內矛盾。拉美城鎮化是“早產兒”，現在拉美國家城鎮化率很高，烏拉圭已90%，巴西、阿根廷在80%以上，墨西哥在75%左右，但是城市問題很多，不安全不和諧。中國的城鎮化一定程度上來說是個“早熟孩子”，中國怎樣吸取國際經驗教訓，需結合自身實際把自己的路走好，超過十億人的現代化成功經驗，國際上沒有供參考的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