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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希望集團迎來了“富二代”劉暢掌門的新時代，娃哈哈的宗慶后也多次明確要將娃哈哈交給女兒宗馥莉。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后，摸著石頭過河的老一代企業家們已經逐漸開始將企業的權利部分或者全部地轉移給后代。
如果不出意外，將會有更多的“富二代”走入大家的視線。中國社科院的一項調查數據顯示，目前，中國第一代企業家的年齡平均為55歲到75歲，在未來5到10年內，全國有300多萬家民營企業將面臨企業傳承問題。接班人們具備比父輩們更扎實的商業和法律知識，對全球化有更深刻的認識。但他們同樣也被社會打上問號：沒有父輩吃苦耐勞和在商海中摸爬滾打的經歷，年紀輕輕地就坐上企業的最高位置，到底是好是壞？
不管怎么說，出于傳統中國的家庭倫理秩序，私營企業的接班人注定是這些含著金湯匙出生的“富二代”們。但類似新希望這樣的具有標志性意義的民營企業，掌門人的代際傳承已經不是一個企業的傳承那么簡單了，大企業的社會屬性比一般小企業要強得多，大企業的傳承可以看作社會財富的傳承，事關企業上下游成千上萬就業人員的福利甚至一個全產業鏈的興衰，因此是全社會需要密切關注的大事件。
大型民營企業具有明晰的所有權，毫無疑問屬于私有財產。但作為國民經濟的組成部分，企業的受益人除了企業主和大股東，更多的是企業的員工和其家庭，還有政府和各種慈善機構、公共事業。另據有關研究，發達國家大型私人企業在傳承過程中，通過稅收或者捐贈方式，至少有80%最終會回饋社會，成為社會共同擁有的公共財富。
相對于歐美、日本等發達經濟體那些擁有上百年甚至幾百年的家族企業，我國真正意義上白手起家的富人剛開始傳承到第二代。要逃過“富不過三代”的魔咒，幫助這些民營企業完成財富的傳承，打造成類似洛克菲勒家族這樣代表國家形象的企業家族，政府顯然也肩負著某種責任。
首先，我們現在已經具備了讓一個企業得以傳承下去的最基本因素：穩定的政治環境。只有在一個長久穩定和平的環境下，企業的所有者和經營者才會用長遠的眼光去規劃企業未來，在財富傳承過程中，才會更為謹慎地挑選接班人。當下，為了保證這些優質的民營企業逐步成為具有中國特色和標志性的家族企業，政府有責任和義務營造和維護一個和諧的、安居樂業的社會。
其次，我國需要盡快形成一個完善的財產繼承的稅收體系。西方發達國家開征遺產稅的時間較早，但在運作的過程中，由于各國的情況不同，因而在稅制結構、稅率設計、征收依據、稅種劃分、扣除減免等方面，又各有不同，而且隨著經濟的發展與經濟關系的變化，也在與時俱進地改進和完善。完善合理的財產繼承的稅收體系長期缺位，不利于穩定社會預期，已經造成不少有產者選擇移民等轉移資產的事實，導致本屬于中國的財富出現流失海外的現象。
再者，應該建立和完善委托代理機制。并不是每一個“富二代”都心甘情愿地接班，也不是每一個接班人都有能力管理好一個大型企業。委托代理制度，已成全球范圍內大型私人企業經營發展的主要形態，而這離不開完善的法律制度和誠信的社會。
最后，應該給富人們參與社會慈善的機會并且有合理回饋的機制。歐美大型企業的所有人往往都是一些慈善基金會的發起人或重要成員，他們不僅通過慈善來回饋社會，也通過稅收優惠獲得社會回饋。這些都可以借鑒到我國的社會財富管理中去，建立完善民間基金會的制度規則，讓企業有機會通過這種形式獲取對社會的參與感，從而自覺擔當起企業的社會責任。
看似和老百姓生活毫不相干的“富二代”接班，實際上體現的是社會財富傳承的秩序和效率，體現的是整個社會對個人創造財富的尊重和對社會財富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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