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全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推進股票發行注冊制改革”，新近發布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為改革新股發行制度定調。
作為中國股市發展進程中的又一個里程碑，核準制轉向注冊制也引發了市場各方的諸多猜想。
猜想之一：ＩＰＯ不再有“空窗期”
《決定》公布之時，Ａ股正經歷長達１４個月的ＩＰＯ“空窗期”。新股發行受阻，令大批亟須融資的擬上市企業不得已轉而謀求借殼上市，久拖不決也令ＩＰＯ重啟面臨越來越大的情緒阻力。
可以預見的是，當改革加速中國股市“去行政化”的進程，當注冊制取代核準制，市場將成為新股發行的主導力量，ＩＰＯ不會再有“空窗期”。
在這一過程中，作為中國證券監管體系中最高級別的機構，證監會的角色將發生重大轉換。正如證監會主席肖鋼所言：“將‘主營業務’從審核審批向監管執法轉型，將‘運營重心’從事前把關向事中、事后監管轉移。對不該管的事情，要堅決地放，對需要管好的事情，堅決地管住管好。對違法違規行為，毫不手軟地追究到底、處罰到位。”
武漢科技大學金融證券研究所所長董登新表示，推行注冊制后，證監會將不再直接干預股市漲跌，不再干預ＩＰＯ節奏，監管重心也將從ＩＰＯ后移至二級市場。對于Ａ股市場而言，這無疑具有“劃時代”的歷史意義。
猜想之二：新股發行失敗或成常態
中國股市之所以被詬病為“圈錢市”，與發行市場的“三高”密不可分。高發行價格、高市盈率、高超募額，不僅令新股發行成為“暴富游戲”，更導演了狂熱炒新、業績變臉等諸多市場怪相。
在知名財經評論員水皮看來，新股發行制度的問題在于“三高”，其中核心是第一高，影響是第二高，本質是第三高。而恰恰是第三高，將股市的矛盾推向激化。
“一方面整體直接融資不夠，另一方面個股融資過度。資本市場沒有發揮資源配置優化的作用，反而成為浪費有限寶貴民間資本的市場，資源被劣化或者貧化分配。”水皮說。
推行注冊制，意味著監管部門對擬上市企業不作實質條件的限制，新股定價權也將真正地交還給投資者、交還給市場。
注冊制下，物有所值或物超所值的新股，將獲得投資者的熱烈追捧，質價不符的新股勢必遭到拋棄。從這個角度而言，未來中國證券市場不僅會出現發行失敗的案例，甚至可能成為一種常態。
猜想之三：懲治違法違規出拳更重
回顧過去幾年的中國股市，欺詐上市、內幕交易、市場操縱、“老鼠倉”……種種違法違規屢禁不絕。屢屢掀起的監管風暴，雖然令部分以身試法者自食其果，但仍難以實現市場的徹底凈化。
除了違法收益與成本的嚴重失衡外，有限的監管資源未能科學配置，恐怕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注冊制推行后，證監會將從繁雜的新股審核事務中解脫出來，從而擁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用于對違法違規行為的查處。
上海證券交易所首席經濟學家胡汝銀表示，從審核制向注冊制轉變，并不意味著完全不管。在查處欺詐上市或財務造假方面，可借鑒海外市場通過三大手段予以查處：一是民事訴訟和民事賠償，包括引進集體訴訟制度；二是行政處罰；三是嚴厲的刑事處罰。
申銀萬國證券研究所分析師林瑾則表示，在推行注冊制的同時，必須通過修改相關法規，令違法成本與收益相匹配。“惟有如此，懲罰對造假者才能具有威懾力，投資者在判斷上市公司價值時才不至于出現較大偏差。”
與推行注冊制同步，懲治違規違法行為出拳將更準、更重，這無疑值得投資者期待。
猜想之四：股民更用功更專業
值得注意的是，盡管市場普遍認同核準制已成Ａ股市場化進程的最大障礙，“不審行不行”的疑問仍時時阻撓著注冊制的到來。
究其原因，在掌握著新股發行“生殺大權”的同時，證監會也背負起了為上市公司誠信“背書”的責任。在股市和大部分股民尚不成熟的背景下，這份責任何其沉重。
從今年以來證監會在擬上市公司中推行的ＩＰＯ財務大檢查，到今年７月上海證券交易所率先啟動的“信息披露直通車”，都傳遞著明確的信號，即信息披露監管由“事前審核”為主向“事后監管”為主轉變，強化市場主體對信息披露的責任意識。
與核準制相比，注冊制不僅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真實性、及時性，也對市場判斷股票投資價值的能力和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用業界專家的話來說，投資者將會真正自覺地學會“用腳投票”。
“未來的Ａ股市場，上市公司數量可能會大幅增加。面對海量的信息，投資者們僅憑傳言和消息將難以尋找到真正具備價值的投資標的。他們必須用更多的時間來研究政策導向、行業前景和上市公司財務報告。”華鑫證券投資總監仇彥英說。
這意味著，伴隨中國股市迎接前所未有的重大變革，投資者們也將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用功，也更加專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