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從實踐地區政策效果看，推進政府購買公共服務，既凸顯良好社會效益，從資源使用效率上看也大有裨益。多位受訪者呼吁，堅定推進政府購買公共服務政策決心，并充分利用社會組織“自我造血”能力，進一步盤活社會資源哺育社會力量，提供更加優質的公共服務。
購買服務帶來社會效益
一些地區干部群眾反映，地方在展開政府購買公共服務實踐后感受到，與政府直接提供服務相比，購買服務帶來的社會效益超過預期，這堅定了地方探索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的決心。
廣州市民政局多位干部介紹，2008年以前廣州市有“19路軍”管理街道，每一支隊伍都在管理，但為老百姓服務卻并不直接、貼心。2011年，該市開始在街道建設家庭綜合服務中心，通過購買公共服務的實踐，目前在中心城區實現了“一平方公里內提供家庭所需為老、青少年、育齡婦女等基本服務”。
“從廣州經驗來看，每一次加大政府購買服務力度與廣度，都極大地促進了政府職能轉化和社會整體和諧。”廣州市民政局社會工作處處長楊海清說。
對于壯大社會組織實力，是否會觸及基層政府執政基礎，廣州市民政局局長莊悅群透露，廣州市從2012年5月全面放開社會組織登記，“剛開始也會擔心‘一放就亂’，但實際上全面放開后，社會組織數量增長情況總體上仍保持平穩，沒有出現社會組織實力過大、喧賓奪主的情況。”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創新與社會責任研究中心主任鄧國勝表示，從實踐來看，“讓社會服務社會”更易讓受眾滿意，因為社會力量提供的是柔性服務，而非硬性管理，為負面情緒提供了重要的緩沖地帶。
此外，有受訪者認為，從維護社會穩定的角度看，推進政府購買公共服務也大有裨益。
“有官員和我們交流說，自己所在省每一年要花許多維穩基金，但成效并不明顯。事實上，拿一小部分錢出來發展社會服務，就能把矛盾消除于無形。”深圳市民政局社工處處長駱冰說。
記者采訪了解到，廣州市外來人員聚集地新塘鎮在2011年發生過由外來務工人員與當地治保人員糾紛引發的群體事件，引起當地政府高度關注。當年9月份，廣州市民政局委托廣州優勢力社會工作發展中心展開“廣州市社會轉型下特大鎮社區建設專題調研”項目。
在完成近8萬字的調研報告基礎上，優勢力選擇“中國皮具第一鎮”獅嶺鎮推進了為期3年的外來流動人員社會服務項目，此后獅嶺鎮的犯罪率大幅下降，政府向社會機構購買服務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益。
微資金開啟杠桿效應
多位地方官員和專家學者還指出，從地方實踐看，政府購買公共服務不僅凸顯社會效益，從資源使用效率上看，其也更有利于節約公共資金、整合社會人力資源，并促進特定群體就業。
在江蘇南京市鼓樓區，當地通過政府購買公共服務，12年來累計投入約1800萬元運營了“心貼心養老服務中心”等兩家民辦養老機構。據估算，政府要建這樣規模的老人公寓前期投入至少在8000萬元左右。
另一方面，“心貼心養老服務中心”還解決了不少低收入者的就業難題，今年就業人員比成立初期增加了6倍。目前，在南京這樣的民辦養老機構共有148家，占全市專業養老機構的60%以上。
湖北木蘭花家政服務有限公司是承擔武漢市政府“盲人和重度殘疾人家庭購買居家服務”的主力。公司負責人熊英介紹說，從2011年起接到政府首筆“訂單”以來，公司員工隊伍不斷擴大。“接到政府訂單后，企業名氣變大，逐步受到社會認可，接到了更多的零散業務，有的家政人員年收入10萬元，較之前翻了幾倍。”
在江蘇省蘇州市，2012年以來該市將城區270多座公共衛生間與道路、街巷新村保潔服務一并打包、公開招標，當地明確對優先錄用本市下崗、失業人員比例高的企業在評審中給予加分，以此發揮出了政府購買公共服務扶持弱勢群體就業的政策效應。
鄧國勝指出，發展社會組織對就業的促進作用十分顯著。按照國際平均水平，非營利組織提供的崗位數量約占整個經濟活動人口的4.4%，而目前我國這一數據還不到1%。
隨著政府購買公共服務推進，國內社會力量發展只需達到國際平均水平，則至少可增加3000萬的就業崗位。他強調，社會組織重點可以解決大學生和弱勢群體兩大群體就業難題。大學生發揮專業優勢，弱勢群體可從事如技工、護工等勞動密集型工作。
宜進一步盤活社會資源
受訪者認為，當前推進政府購買公共服務、壯大社會組織，不僅要從購買項目上給予支持，也宜充分調動社會組織“自我造血”優勢，進一步盤活社會資源。
深圳市民政局副局長余智晟表示，許多參與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的公益性社會組織完全依賴政府資金，造成“二政府”現象出現。他認為，社會組織要健康發展，必須有能力爭取20%-30%的社會資金。
有專家認為，目前我國公益組織可以吸納社會慈善捐款的優勢還沒有得到充分發揮，中國慈善捐贈規模與國際水平差距依舊懸殊：中國GDP總量約為美國的1/2，但美國慈善捐贈總量是中國的近24倍。
另一方面，上市公司通過成立基金會的方式從事公益活動是近年來出現的新現象，其中不少基金會將資金投向了社會組織。數據顯示，截至2012年末，全國僅有80家上市公司成立了基金會，其中A股上市公司成立基金會的僅占2%，上市公司在履行公益慈善責任方面大有潛力可挖。
鄧國勝指出，上市公司成立基金會不僅有助于企業更專業履行公益責任，也能夠為公益慈善事業注入新的動力，應予以鼓勵。
除了資金，社會組織還可以作為平臺，整合義工、志愿者等人力資源服務全社會。記者采訪獲悉，目前深圳市有35萬注冊義工，但社會組織和義工經常進行聯動的僅有40%。
廣州市白云區恒福社會工作服務社副總干事李伯平表示：“目前社工人數少，服務群體大，公共服務廣度、深度都有限制。在資金有限的情況下，如果加強與義工合作，社會組織承擔公共服務的質量更有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