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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Zipcar

Zipcar創(chuàng)立于 1999年 9月，那是一個晴朗的返校日。無論我離開校園多久， 9月對我來說都是一個關于未來、關于改變、關于兌現諾言的月份。這可能是因為我住在美國東北部的一個大學城里，每年都有大批年輕人在樹葉變黃、隨風飄落時拖著沉甸甸的行李來到這里。那一年的 9月，丹尼爾森和我在離孩子幼兒園幾條街區(qū)的 Ras Café里喝咖啡，等著接孩子。我們聊了聊最近她去德國度假的事。她在柏林的一個咖啡廳里看見街道對面停著一輛可供他人分享的車。后來她發(fā)現，這輛車可供人們以小時或天為單位租賃。這件事后來一直在她的腦海里縈繞。她問我：“這種方式在坎布里奇市是否可行？ ”
　　我是和她討論這個問題的最佳人選——正確的時間、正確的地點和正確
　　的人。那時，我剛剛參加完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 MIT 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的一場校友聚會，了解到諸多同學的創(chuàng)業(yè)故事和成功經驗。在那個時代，大都會波士頓是科技類初創(chuàng)公司的溫床。雷聲公司（ Raytheon）、數字設備公司（ DEC）、數據通用公司（ Data General）、王安電腦公司（Wang）、易安信公司（ EMC）都是在這里成立的。這里就是美國東海岸的硅谷。 2000年 3月，互聯網熱潮達到頂峰，納斯達克中此類公司的股票市值飆到了歷史最高位。
　　我不僅做好了創(chuàng)建一家汽車共享公司的準備，自己也屬于汽車共享行業(yè)的目標人群。我的丈夫每天早上開車去位于郊區(qū)的辦公室，然后將車停在停車場里閑置一整天。雖然我有時的的確確需要一輛車，但卻找不到說服自己買車的理由。因為買車之后，停放、清洗和保養(yǎng)都是問題。我不想每天總要記著還有洗車的任務沒有完成，也不想每天早上 7點總是收到拖車司機的警告然后跑出去挪車。對于那些和我一樣不需要開車去工作的人來說，擁有一輛車的成本比車帶來的益處要大得多。在某些無奈的情況下，我偶爾會向鄰居借車。但是，經常借車的行為會讓我感覺自己像一個乞討者。因此，我需要 Zipcar。
　　就在為創(chuàng)建公司開始做準備工作的兩個月之后，我們拿到了第一筆天使投資資金。這筆錢來自我在麻省理工學院的同學珍妮 ·哈蒙德（ Jeannie Hammond），共計 5萬美元。我們幾乎把這些錢都交給了公司的工程師吉姆 ·勒納（ Jim Lerner）。我和他合作創(chuàng)建了 Zipcar的第一個網站、會員申請頁面、車輛預定和付費流程、基本的車隊管理系統以及整合以上技術的集成數據庫。另外，在 Logo和網頁的設計方面，我們也花了一筆不小的費用。 4個月后， Zipcar的賬戶里僅有 68美元，當時距離 Zipcar正式上線只有 3天了。我們的計劃是將 4輛車停在 4個預定好的停車場，分別靠近坎布里奇和波士頓的 4個相鄰的地鐵站。我們有一輛嶄新的灰綠色甲殼蟲轎車，名為“貝齊”（Betsy）。這輛車是我用房子做抵押，每月分期付款 299美元買下的。另外三部車是大眾公司生產的：一輛甲殼蟲、一輛高爾夫和一輛帕薩特，這三輛車預計將會在次日早上送達。但之后，我接到租賃公司副總裁的電話。他告知我，每輛車都要收取 7 000美元的保證金。你們肯定以為那時的我會驚慌失措，但我沒有，只是感覺很累，畢竟沒有什么事情能輕而易舉地完成，這不過是我們要克服的另一個難關。
　　當天傍晚，我還沒有想出應對之策。為了分散一下注意力，也是由于已經答應了別人的邀請，我在晚上 6點去了另一家初創(chuàng)公司的聚會。聚會被安排在一間幾乎沒有粉刷過的工廠里：水泥地面，墻壁剛剛被刷成了白色，一張張長長的餐桌緊靠著墻壁，上面鋪著紙質的桌布。我一進去就遇到了此前聯系過的天使投資人胡安 ·恩里克斯（Juan Enriquez）。我本打算過些日子去拜訪他，但是在 6月的那一天，我們有了一次簡短卻意義非凡的對話。
　　“蔡斯， Zipcar最近進展如何？我能為你做些什么嗎？ ”“我需要在明早籌集到 2.5萬美元。 ”“沒問題。”他說。
　　果然，就在次日早上 9點，銀行告知我 2.5萬美元已被劃到了我們的賬戶上。我把錢交給租賃公司，拿到了車， Zipcar終于正式上線了。
　　我仍然需要錢。 2000年，能將潛在投資人和潛在創(chuàng)始人聯系在一起的在線社交網站和門戶網站還未出現，因此天使投資人的個人貸款、眾籌以及一條龍式投資對我們來說并不存在。
　　我第一次感到無法與風險資本家達成共識是在和波士頓的一位風險投資人第三次會面時。
　　在正式會議結束后，我們一起在辦公室里吃午餐。我得知他也有孩子，而且有 9個！我在家里 6個孩子中排行第 5。我告訴他自己孩提時代最喜歡看的電影是《彼得 ·潘》，我記得自己五六歲在電視上第一次看到這部電影時，就爬到了臥室大衣柜的上面，并從上面跳了下來，希望自己能飛起來。當然，我摔了個大跟頭。
　　他告訴我，他也曾將自己兩歲的孩子放到臥室大衣柜的上面。他將胳膊伸向孩子，說：“跳！跳！”孩子有些猶豫。他繼續(xù)說：“跳吧！我會接住你的。”孩子最終跳了下來，但他放下雙手讓孩子摔到了地上。“我必須讓他從小就記住：不能信任任何人。 ” 
　　在回家的路上，這個故事一直在我的腦海里徘徊。整個下午，我都在思考這件事。等我的三個孩子都睡著了之后，我把這個故事講給丈夫聽。風險資本家們似乎與我有著截然不同的世界觀。我認為可以相信別人，大部分人都是好人。我可以信任我的父親，甚至是一個陌生人，相信他們都會在我摔下來時伸出援助之手。也許我的想法過于幼稚，每一天我都在努力去發(fā)現并構建一個我愿意生存的世界。從一開始，我就認為 Zipcar是一家以不同方式來思考商業(yè)的公司，商業(yè)世界中關于信任、責任以及合作的假定都被改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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