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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教師與相撲力士有何共同點?

本章探討動機的優點及陰暗面—作弊。
　　誰會作弊?幾乎人人都會……作弊者如何作弊以及如何糾查作弊者……一家以色列托兒所的故事……700萬美國兒童的突然失蹤……芝加哥的作弊教師……為何放水輸球比作弊贏球更加惡劣……身為日本國技的相撲是否存在腐敗行為?……百吉餅商人的所見所聞：人類的誠實程度超出我們的意料。
　　假設你是一家托兒所的所長，托兒所明文規定，托管兒童下午4點之前必須被接走，但家長經常遲到，每天下班時，總有幾個惶惶不安的孩子還沒走，至少得有一名教師留下來等待姍姍來遲的家長，怎么辦?
　　兩位經濟學家聽說了這一非常常見的難題，于是提出了解決方案—對遲到的家長進行罰款。畢竟，托兒所沒有必要白白照顧這些兒童。
　　經濟學家決定以以色列海法市的10家托兒所為樣本進行調查，以驗證這一解決方案是否有效。調查為期20周，但罰款措施并未立即實施，在前4周的時間里，經濟學家僅僅將家長遲到的次數記錄在案，且每家托兒所每周平均有8位家長遲到。到第5周，罰款措施開始實施，托兒所宣布，遲到10分鐘以上的家長，每名兒童每次罰款3美元，罰款會計入其每月的托管費中，基本托管費約為每月380美元。
　　罰款措施實施以后，家長遲到次數立即增加了，沒過多久，每周遲到的家長便增加到了20人次，較原先翻了一倍以上。
　　這項懲罰性措施顯然適得其反。
　　經濟學，從根本而言，是一門研究動機的學科：人如何得償所愿或滿足所需，尤其是在其他人欲求相同的情況下。經濟學家對動機甚是熱衷，他們憑空創造出假設，并把它束縛在一個框框內，對其進行研究，將其玩弄于股掌之上。經濟學家常常認為，只要能不受約束地制定對癥下藥的相應方案，天底下就沒有他們解決不了的問題。其解決方案或許有時并不溫和(可能涉及高壓統治、橫征暴斂或侵犯公民自由)，但最初的問題，盡管放心，一定能迎刃而解。它是一劑強心針，是一種施壓手段，是秘訣所在：常常看似微不足道，卻擁有扭轉局勢的驚人力量。
　　自呱呱墜地開始，我們便要學習在或積極或消極的動機驅使下行動。在蹣跚學步的年紀，如果你溜開去摸火爐，手指會被燙傷;而如果你拿著滿分成績單放學回家，你會得到一輛新單車。如果你在課堂上被逮到挖鼻孔，你會成為笑柄;而如果你入選籃球隊，你會出人頭地。如果你夜不歸宿，你會被父母禁足;而如果你高考拿了高分，你就能去名校讀大學。如果你從法學院輟學，你就只能在父親的保險公司上班;而如果你業績出色，引得對手公司打電話來挖墻腳，你就能得到副總裁之位，而且再也不用在你父親手下干活了。如果你因為做了副總裁就得意忘形，開車回家的路上沖到了80英里，你會被警察勒令停車，得到100美元的罰單;但如果你完成了銷售目標，拿到了年終獎金，你不僅不用擔心這100美元的罰單，還可以買下你夢寐以求的維京廚具。
　　動機只是驅使人避惡行善的一種手段，但多數動機并非天然形成的，必須有人—經濟學家、政客或家長—去憑空創造。你的三歲小孩連續一周都好好吃飯了嗎?她可以去玩具店挑獎品了;某家大型煉鋼廠的廢氣排放嚴重超標?對于超過法定排放上限的污染物，每公噸征收一定罰款;太多美國人沒有繳納個人所得稅?經濟學家米爾頓·弗里德曼給出了對策：從員工薪水中自動扣除所得稅。
　　動機分三大類：經濟動機、社會動機和道德動機。一套動機方案常常三種皆有。以近幾年的禁煙運動為例，每包煙多收3美元的“罪孽稅”，這是能有效減少煙草銷售的經濟動機;餐館、酒吧等場所禁煙是有效的社會動機;而美國政府聲稱恐怖分子通過販賣黑市香煙籌集資金，這是能有效喚醒良知的道德動機。
　　人類將迄今為止所發明的最行之有效的某些動機用于預防犯罪。有鑒于此，一個常見的問題或許值得一問—現代社會為何犯罪猖獗?然后再反過來問：為何沒有變得更加猖獗?
　　畢竟，人人都有犯下傷人、盜竊和欺詐之罪的可能，卻沒有讓這些“可能”轉化為現實。鋃鐺入獄并因此承擔丟掉工作、被沒收房子、失去自由的風險自然是很有效的因素，這些從本質而言都是經濟處罰。但就犯罪而言，防止人們越界的還有道德因素(不愿做自認為不對的事)和社會因素(不愿成為他人眼中的作惡之人)。對于某些不端行為，社會因素起到了令人生畏的恫嚇作用，《紅字》中海斯特·白蘭的遭遇在現實中得到了印證。如今有許多美國城市以“揭丑”的方式打擊賣淫業，嫖客和妓女一旦罪名成立，照片會由網站或本地電視臺發布。哪種措施更有威懾力?因招妓被罰款500美元，還是讓他的親朋好友在www.HookersAndJohns.com上看到他的照片?
　　因此，通過一張錯綜復雜、撲朔迷離、不斷調整且經濟、社會和道德因素交織的網絡，現代社會不遺余力地阻止犯罪蔓延。有人會說，效果并不理想，但從長期來看，事實顯然并非如此。以歷史上(排除戰爭時期)兇殺案案發率的變化趨勢為例，兇殺案是數據統計最精確的犯罪類型，也是最能反映社會總體犯罪率的晴雨表。以下數據由犯罪學家曼紐爾·艾斯納編纂，記錄了歐洲五大地區的歷史兇殺案案發率。
　　這些數據在幾百年間呈直線下降表明，對于人類最大的擔憂之一—被殺，我們齊心協力制定出來的扼制政策越來越有效。
　　那么以色列托兒所采納的罰款措施錯在哪里?
　　你想必已經猜到，3美元的罰款太微不足道了。按照這個，獨生子女父母每天都遲到，每月也只需多花60美元—僅為基本托管費的1/6。就幼兒托管費而言，這個價錢相當劃算。假如罰款是100美元，而非區區3美元呢?這樣大概能完全杜絕家長遲到，但也會引起許多人的反感，因為罰款從本質上講是一種權衡措施，所以必須平衡利弊。
　　但托兒所的罰款還有另一個問題，這一措施用經濟手段(3美元罰款)取代了道德手段(家長遲到時理應產生的內疚感)，他們每天只需多花幾美元就可以消除內疚感。而且，罰款數額太低，讓家長認為接孩子遲到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問題。假如一名家長遲到只對托兒所造成3美元的損失，那還何必提前結束一場網球賽呢?果不其然，經濟學家在調查的第7周取消了罰款，家長遲到的次數并無變化。現在他們可以放心遲到了，不用交罰款，也毫無愧疚感。
　　調控的本質就是如此奇特，而又影響深遠，一點微小的調整便可能造成極端徹底且常常出乎意料的后果。托馬斯·杰斐遜早已認識到了這一點，他認為是一點蠅頭小利引發了波士頓傾茶事件，進而又掀起美國獨立戰爭：“這個世界上的因果循環神秘莫測，對一部分扣押茶葉不當征收的兩便士茶葉稅，就改變了整個大陸居民的境況。”
　　20世紀70年代，研究人員展開了一場調查，與以色列托兒所調查類似，此次調查也將道德因素和經濟因素對立起來進行比較。這一次，他們想了解獻血活動背后的動機，其發現如下：如果獻血者收獲的不僅僅是對其無私行為的贊揚，還可以拿到一小筆補貼，獻血量會下降。原因在于，這筆補貼將一件高尚的善舉變成了一種為掙幾美元而吃苦受罪的行為，而且這點蠅頭小利完全不值得。
　　假如獻血者可以拿到50美元、500美元或5 000美元的獎勵呢?當然，獻血者會因此趨之若鶩。
　　但與此同時，其他方面也會發生顯著變化，因為所有動機都有其弊端。如果一品脫血液一夜之間上漲到了5 000美元，無疑會有許多人心生歹意，他們可能會動手持刀搶血，可能會用豬血魚目混珠，可能會用假身份證來鉆獻血次數限制的空子。無論是何動機，無論情勢如何，狡猾之徒總會不擇手段地謀取私利。
　　換言之，正如W. C. 菲爾茲所言：值得擁有的東西就是值得為之欺騙作弊的東西。
　　那么，都有誰會作弊呢?
　　實際上，幾乎人人都會，只要賭注正中下懷。你可能會對自己說，不管為了什么，我都不會作弊，然后你就會想起，你有次打桌游的時候作弊了，而且就在上周;或者打高爾夫球的時候，你把球從球位不佳的位置上悄悄推開了;又或者是某次你很想從辦公休息室里拿一塊百吉餅，而你得在咖啡罐里丟一塊錢才能拿走，但你卻沒帶零錢，不過還是順走了一塊百吉餅，還在心里暗暗地說，下次放雙倍的錢就行了，但你后來也沒放。
　　既然有聰明人費心設計出了行為框架，就有成千上萬聰明或不聰明的人會花費更大的心思去鉆空子。作弊是否是人之天性尚未可知，但確實是人類試圖為之的一個突出特征。作弊是一種原始的經濟行為—不勞而獲。因此，會作弊的不僅僅是那些名頭響亮的大人物—進行內幕交易的總裁、服用興奮劑的棒球選手和挪用公款的政客，也包括私吞小費而沒有上交老板的女招待，以及在電腦上修改員工工時以提高自己業績排名的經理，甚至是擔心留級所以在考試中抄同桌答案的三年級小學生。
　　有些作弊行為僅僅留下一些蛛絲馬跡，但有些作弊行為卻昭然若揭。比如1987年春一個深夜所發生的奇事：700萬美國兒童人間蒸發了。有史以來最大的綁架案?不可能。事情發生在4月15日晚，美國國家稅務局修改了一條規定，此前納稅人只需為每名受其監護的兒童上報姓名即可，現在則需提供社保號碼。突然之間，700萬兒童—前一年由監護人為申請免稅而在1 040張上報表中捏造的幽靈兒童—人間蒸發了，那可是美國所有受監護兒童的1/10。
　　這些作弊的納稅人受何動機驅使，顯而易見，他們同上文的女招待、經理和三年級小學生如出一轍。那么，三年級小學生的老師呢?是否有動機驅使她去作弊呢?如果有的話，她會如何瞞天過海?
　　拋開前文以色列海法市托兒所的例子，現在假設你負責管理芝加哥公立學校，該學區每年覆蓋40萬名學生。
　　目前在美國學校管理者、教師、家長和學生中間，討論最為激烈的話題是“高標準”的成績測驗。之所以說高標準，是因為這些測驗不僅意在測試學生的學業水平，其測驗成績也開始越來越多地考察到學校頭上。
　　聯邦政府將這些高標準的成績測驗強制列入了布什總統2002年簽署的《有教無類法案》。但早在該法案實施之前，多數州就已經開始組織中小學學生年度統一測驗了，20個州對成績優異或進步明顯的學校實施了獎勵，32個州對表現不佳的學校實施了處罰。
　　芝加哥公立學校系統于1996年采納了高標準的測驗方式。新政實施后，測驗分數過低的學校將被停課整頓，面臨被關閉的風險，教職員工則會遭到解雇或調任。該系統還廢除了自動升學機制，此前，只有成績一塌糊涂或完全不思進取的學生才會遭到留級處罰。而現在，所有三年級、六年級和八年級學生均需參加名為艾奧瓦基本技能測試的選擇題考試，并須達到分數線才能升級。
　　這種高標準測驗的支持者認為，測驗提高了學業水平，督促學生更加刻苦地學習。另外，測驗使得一無是處的差等生無法升級，他們因此不會占用高年級名額，拖優等生的后腿。而同時，反對者則擔心某些學生會因為測驗發揮失常而遭到不公正的懲罰，教師上課會以考試內容為綱，從而忽視了更重要的課程內容。
　　自然，自考試誕生以來，就存在驅使學生去作弊的因素，但高標準測驗從根本上改變了教師所面對的現實，讓他們也有理由作弊了：在高標準測驗制度下，如果學生的測驗成績不佳，教師就需接受審核，或被取消加薪或升職資格;如果學校整體成績不佳，聯邦政府則會扣留撥款;如果學校遭到停課整頓，教師則有被解雇之虞。高標準測驗機制也為教師創造了一些正面的效應：如果學生成績優異，教師則可能獲得嘉獎、升職或加薪，加利福尼亞州就曾有一段時間為高分考生的老師設立了25 000美元的獎金。
　　而假如某位教師對這種新的測評機制做了一番研究之后，動了替學生拉高分數的念頭，那就是還有最后一個因由或許能幫她壯膽：教師作弊鮮有人追查，很難被發現，也幾乎從未受到過處分。
　　教師如何作弊?方法不勝枚舉，或明目張膽，或巧施伎倆。近日，奧克蘭市有一名五年級小學生放學回家后，興高采烈地告訴媽媽，她的老師非常體恤學生，把州內統考的答案抄在了黑板上。這樣的例子當然非常罕見，因為再不稱職的老師，也不會冒險在眾目睽睽之下如此作弊，把命運交由30名不更事的兒童決定(這名奧克蘭的教師當即遭到解雇)。拉高學生分數還有很多更加巧妙的伎倆，比如老師只要延長考試時間即可。如果她提前—以不法手段—拿到了考卷，她大可以幫學生預習考題。若以廣義的作弊概念論，她還可以進行“應試教育”，根據前幾屆的考試內容進行備課，盡管這不會被視為作弊，但也與測驗宗旨完全背道而馳。由于測驗內容均為選擇題，選錯答案不會扣分，教師大可以讓學生在時間不夠的情況下，隨機勾選未答題目，可以一律選B，或B、C兩項交替勾選。她甚至可能會等學生退場之后，替他們填上空白項。
　　假如教師真想作弊，且不想白忙一場，她可能會收起學生的答卷，在交由電子掃描儀掃描讀卷之前的一個小時左右的時間里，擦掉錯誤的答案，填上正確的答案(而你還一直以為用HB鉛筆是為了讓學生修改答案)。假如真有用此類方式作弊的教師，又如何才能查出來?
　　要想揪出作弊者，需要換位思考。假如你想擦掉學生的錯誤答案，填上正確答案，你應該不會改掉太多題目，那樣顯然會露出馬腳。你應該也不會將每個學生的考卷都改一遍，這也會露出馬腳，而且你多半也來不及，因為考試結束之后，答卷很快就得上交。因此，你的做法可能是挑選8~10道連續的題目，在一半或2/3的考卷上填上正確答案，因為一短串答案很容易記，更換這短短幾道題目的答案，要比把所有考卷挨個翻一遍快得多。你或許還會選擇試卷末尾的題目，因為后邊的題目通常比前邊的題目難度大，這樣一來，需要改答案的概率是最高的。
　　如果說經濟學主要是研究動機的學科，這門學科—萬幸的是—還有統計工具，可以考察人面對動機作何反應。
　　萬事俱備，只欠數據。
　　在該例中，芝加哥公立學校系統補上了這一空缺。該系統公布的數據庫中包含1993—2000年學區內每名三至七年級學生的測驗答案。芝加哥公立學校每年每年級的學生約3萬名，答卷70萬份，題目將近1億道。這份數據按考場編排，包含每名學生閱讀及數學測試的逐題答案序列。(原答卷并不包含在內，因為測試結束后要按慣例銷毀。)數據還包含每名教師的部分信息、全部學生人數的統計信息及其既往和此后的考分，這在追查教師作弊行為的過程中起到了關鍵作用。
　　接下來要做的就是設計算法，從海量的數據中得出某些結論，確定作弊教師會出現在什么樣的考場里?
　　要搜尋的第一個線索是同一考場內出現的異常答題規律：如不同考卷連續出現雷同答案，尤其是難度較大的題目。假如10名優等生(以既往及此后考分判斷)考試前5道題(通常為難度最低的題目)全部答對，這類雷同答案不應算作疑點。但如果是10名差等生考試后5道題(難度最高的題目)全部答對，這就值得一查了。另一個疑點則是任一考生考卷上出現的異常規律—比如答對了難題卻答錯了簡單的題目—尤其是有別于同一考試其他考場數千份同分考卷的地方。此外，這則算法還會查出單次考試中單個考場是否存在過多考生成績大幅優于既往考試卻遠低于其后一次考試的情況。若僅僅是某年成績突然上漲，這或許是教師的功勞，但如果其后一次考試成績又突然大幅下跌，此前的進步就很有可能是人為作弊了。
　　以芝加哥同一場數學測驗中兩個六年級考場的考卷為例。每一行即是一名學生的答案。字母a、b、c、d表示正確答案，而數字則表示錯誤答案，1代表a，2代表b，以此類推，0表示該題目未作答。幾乎可以確定兩個考場中一名教師有作弊行為，一名沒有。試著找出區別—不過，需要提醒的是，用肉眼是很難看出來的。
　　請看加粗標出的答案，22名學生中，有15名連續6道相同題目全部答對(d-a-d-b-c-b序列)，他們僅僅是不謀而合嗎?
　　至少有四點原因可以說明這不可能是巧合：其一，這幾道題目位于試卷臨近末尾處，難度高于前邊的題目;其二，首先這幾名學生水平欠佳，其中沒幾個能在考卷其他地方連續答對6道題，因此更加不可能同時答對相同6道難度較大的題目;其三，在考卷這部分題目之前，15名學生的答案幾乎沒有雷同之處;其四，3名學生(1號、9號和12號)在可疑序列之前有數道題目未予作答，試卷最后幾道題目也未予作答。這表明，考卷原本留下了連續數道空白題目，在中間幾道填上答案的并非學生，而是老師。
　　該可疑答案序列還有一點奇怪之處，在15份可疑考卷中，有9份考卷除了6道正確答案雷同，之前還有4道題目答案雷同：3-a-1-2。4題3錯。在所有15份答卷中，6道雷同的正確答案之后，還有1道雷同的錯誤答案：4。這名作弊的教師究竟為何要費事擦掉學生的答案，填上錯誤的答案呢?
　　也許這只是她留的后招。萬一被逮到，拖進校長辦公室，她可以指出錯誤的答案，證明自己沒有作弊。抑或這種說法有些不近人情，但也確有可能，因為她自己也不知道正確答案。(在標準化考試中，通常教師手中也沒有參考答案。)若果真如此，那么我們完全可以想見為何她的學生需要用作弊來拉高分數：因為他們有個能力欠佳的老師。
　　證明考場A的教師存在作弊行為的另一個跡象，是該班級的整體成績。六年級學生要在當學年的第八個月參加測驗，且須達到6.8的平均分才算符合全國標準。(五年級學生在當學年第八個月參加測驗，達標分數為5.8分，七年級學生為7.8分，以此類推。)考場A的學生在六年級測驗中拿到了5.8的平均分，僅相當于五年級的水平，未達標。因此，這些學生顯然屬于差等生。但一年之前，他們的成績更差，五年級測驗的平均分只有4.1。從五年級升入六年級，預期成績漲幅應為1分，但實際漲幅為1.7分，相當于將近兩個年級的預期漲幅。但這種不可思議的進步曇花一現，這些六年級學生升入七年級后，測試平均分為5.5分—低于五年級達標水平，甚至也低于其六年級的成績。以下為考場A三名學生的學年分數，變化很不規則：
　　與之相比，考場B的學生三個學年的分數也很低，但至少說明他們憑的是實力：4.2分、5.1分和6.0分。因此，整個考場A的學生在一年之間突然開了竅，第二年卻立即才智枯竭了。或者更有可能的是，他們的六年級老師拿鉛筆大顯神通了。
　　關于考場A的學生，有兩點值得注意，這兩點同作弊本身并無太大關聯：首先，他們學習成績差，因此拉高他們的成績效果最為明顯;其次，這些學生(及其父母)在升入七年級后，會遭受巨大的打擊。他們以為自己能升學是因為成績達標了，因為在分數上動手腳的并非他們本人。他們大概滿懷憧憬，以為自己能在七年級表現優異—然后便遭到了當頭棒喝，這或許是高標準測驗機制造成的最殘酷的幻滅。作弊的教師或許會自欺欺人地認為自己是在幫學生，但事實是，她看起來對幫自己更加上心。
　　對芝加哥所有數據進行分析后發現，有證據表明平均每年有200多個考場的教師存在作弊行為，即總數的5%。這只是保守估計，因為該算法只能識別出情形最惡劣的作弊行為—教師蓄意修改學生答案—而無法查出很多更加隱蔽的教師作弊行為。在近日一項針對北卡羅來納州教師的調查中，約有35%的受訪者稱曾目擊到同事有某種作弊行為，包括延長考試時間、暗示正確答案或親手修改學生答案。
　　作弊教師有何特征?芝加哥的數據表明，男女教師的作弊比例相等。作弊教師通常年齡較輕，資歷較淺，在動機發生變化之后，作弊比例也隨之攀升。由于芝加哥的數據為1993—2000年的數據，其中涵蓋了引入高水平測驗的1996年。果不其然，1996年的作弊比例陡然升高。作弊現象也不是隨機發生的，班級成績倒數的教師最有可能作弊。另外，值得一提的一點是，為加利福尼亞州教師設立的25 000美元獎金最終遭到了撤銷，原因之一就是有人懷疑很大一部分獎金落到了作弊教師的手上。
　　并非芝加哥作弊行為分析得出的每一個結果都如此令人心寒，因為除了查出作弊者，這個算法還可以識別出該學區表現優異的教師。優秀教師帶來的效果幾乎同作弊教師露出的馬腳一樣顯露無疑，他們所教出來的學生在試卷上答對的題目并不是隨機的，而是此前在簡單題部分丟分的現象有了長足改善，表明他們確實學到了知識，而且優秀教師教出來的學生能夠在升學后延續優異表現。
　　多數此類學術分析都會被束之高閣，無人問津。但2002年初，芝加哥公立學校系統的執行總裁阿恩·鄧肯卻聯系了研究的作者，他并不是想抗議或隱瞞他們的發現，而是想確認其算法識別的作弊教師確有作弊情形，然后有所行動。
　　鄧肯的履歷并不適合這樣一個位高權重的職位，接受任命時，他年僅36歲，曾入選過哈佛大學的全美明星隊陣容，后曾在澳大利亞闖蕩過職業籃球聯賽。上任執行總裁之前，他在芝加哥公立學校系統的工作經驗只有短短3年，且職位級別均較低，連秘書都沒有。鄧肯在芝加哥長大，這一點有利無弊，他的父親在芝加哥大學教授心理學，母親則在某貧困社區無償開辦了40年的課外項目。鄧肯年幼時，放學后的玩伴就是母親照料的貧困兒童，因此接管公立學校系統后，他所考慮的更多是學生及其家庭的福祉，而非教師和教師工會。
　　鄧肯決定，開除作弊教師的最佳方式，是重新組織一場標準化考試。然而，他手上的財力有限，只能組織120個考場進行重考。因此，他請求作弊識別算法的發明者協助他篩選需要重考的考場。
　　如何讓這120場重考物盡其用?只讓教師有作弊嫌疑的考場進行重考，這似乎是合乎情理的做法。但這樣的話，即便重考分數有所下降，教師也可以謊稱，學生表現退步僅僅是因為他們事先得知重考分數不會記入正式檔案—參加重考的所有考生確實會被提前告知這一點。為了使重考結果令人信服，一些未作弊的考場需要作為對照組參加重考。最合適的對照組?即根據算法擁有最優秀教師的課室，這些考場的學生憑借真才實學拿到了高分。假如這些考場再次拿了高分，而有作弊嫌疑的考場成績卻一落千丈，作弊教師說學生表現退步是因為成績不作數的說法就站不住腳了。
　　不同組別的重考考場就這樣敲定了，120個重考考場中有一半以上的教師有作弊嫌疑。其余考場有的據推測是教師能力出眾(拿到了高分且答卷無可疑之處);有的則是補充對照組，即成績平平且答卷無可疑之處的考場。
　　重考在初考幾周后舉行，重考原因并未向考生透露，教師也不知情。但宣布監考為芝加哥公立學校系統官員，而非教師本人時，他們或許已經心里有數了。教師須同學生一起留在考場，但不得接觸考卷。
　　和作弊識別算法做出的預測一樣，結果昭然若揭。選入對照組、無作弊嫌疑的考場，成績與初考不相上下，甚至有所上升。而相比之下，被認定有作弊情形的教師，其學生成績一落千丈，平均分低于五年級水平。
　　結果，芝加哥公立學校系統開始解雇作弊的教師。只有十幾名教師作弊證據確鑿，遭到了開除，但另有多名作弊教師收到了相應的警告。這項芝加哥研究的最終結果進一步證明了動機的力量：第二年，教師作弊比例下降了30%以上。
　　你或許會以為學級越高，教師的作弊手段越高明，但佐治亞大學2001年秋的一場考試推翻了這種說法。課程名稱為籃球訓練原則及策略，期末成績則由單場考試的分數確定。考試分20道題目，其中包括：
　　一場大學籃球賽分幾節進行?
　　a. 1 b. 2 c. 3 d. 4
　　籃球比賽中，投中三分球可得幾分?
　　a. 1 b. 2 c. 3 d. 4
　　佐治亞州所有高中畢業班學生必須參加的測試名稱是什么?
　　a. 視力測試
　　b. 面粉味道測試
　　c. 昆蟲治理測試
　　d. 佐治亞州中學畢業測試
　　在你看來，誰是美國最優秀的甲組助教?
　　a. 羅恩·吉爾薩
　　b. 約翰·佩爾弗雷
　　c. 小吉姆·哈里克
　　d. 史蒂夫·沃伊切喬夫斯基
　　如果你被最后一題難住了，一條提示或許能讓你豁然開朗：這門籃球訓練原則及策略課程就是小吉姆·哈里克教的，他同時還是該大學籃球隊的助教。另一條或許有用的內幕是，老吉姆·哈里克就是該籃球隊的主教練。不足為奇的是，籃球訓練原則及策略成了哈里克父子手下弟子最追捧的一門課，選這門課的學生都拿到了A。其后不久，哈里克父子便被雙雙解除了教練職務。
　　如果你覺得芝加哥中小學教師和佐治亞大學教授的舞弊行為已經是顏面掃地的事了—教師的天職畢竟是傳道授業解惑，那么相撲力士的作弊行為想必也會對你造成深深的困擾。
　　在日本，相撲不僅是國技，更是該國宗教、軍國和歷史情結的寄托。相撲包含驅魔儀式，且是源于皇族的運動，其神圣地位遠非美國的體育項目所能比擬。實際上，相撲被稱為榮譽重于勝負的運動。
　　誠然，體育比賽與作弊如影隨形，這是因為，相較于模棱兩可的動機，得失界線清晰(如勝負之差)的動機所誘發的作弊行為更加常見，如奧運會短跑和舉重選手、環法自行車選手、橄欖球線衛及棒球強擊手。有證據表明，只要能在比賽中占據上風，他們愿意服用任何藥片或藥粉。不僅僅是參賽者有作弊行徑，也有偷奸耍滑的棒球主教練企圖偷取對手的暗號。在2002年冬奧會的花樣滑冰比賽中，一名法國裁判和一名俄羅斯裁判被發現串謀進行選票交易，以確保各自國家的選手能登上領獎臺。(而根據指控，這起選票交易的幕后黑手為俄羅斯黑手黨頭目阿里木贊·托克塔霍諾夫，他同時還涉嫌操縱莫斯科選美比賽。)
　　運動員一旦被抓到有作弊行徑，常常會成為眾矢之的，但球迷多數會認為，至少其動機是情有可原的：獲勝心切，才會去鉆規則的空子。正如棒球運動員馬克·格雷斯所言，“沒有作弊，就意味著沒有努力。”相比之下，通過作弊故意輸掉比賽的運動員則會被打入體育圈的十八層地獄。在1919年的世界大賽上，芝加哥白襪隊與賭球分子串謀打假球，并因此至今仍被諷刺為“黑襪隊”。即便是在看球只為消遣的棒球球迷中間，白襪隊也成了遺臭萬年的球隊。擁有冠軍頭銜的紐約市立學院籃球隊，曾因機智聰明、富于攻擊性的打法而備受愛戴，卻因1951年有幾名球員被爆出收受黑道賄賂進行詐分—故意投偏以幫助賭球分子贏得盤口—而遭遇了頃刻的倒戈。還記得《碼頭風云》中馬龍·白蘭度扮演的那位郁郁寡歡的退役拳擊手特里·馬洛伊嗎?在馬洛伊看來，他的所有麻煩都根源于他假摔的那場比賽。假如沒有那場比賽，他完全可以成為有頭有臉的人物，有望爭奪冠軍。
　　如果說，故意輸掉比賽是體育界的頭號大忌，而相撲又是一個偉大民族的第一運動，那么相撲運動中絕不可能存在故意輸掉比賽的現象，對吧?
　　數據再次點出了其中的蹊蹺。與芝加哥學校測驗相同的是，可供參考的數據異常龐大：1989年1月至2000年1月日本頂尖相撲力士之間幾乎每場正式比賽的賽果，總計281名力士，32 000場比賽。
　　左右相撲比賽的利益機制錯綜復雜，效果驚人。每名相撲力士都有排名，而排名影響著其生活的方方面面：收入水平、隨從數量、一日三餐、睡眠時間等大小事務。日本排名最高的66名力士組成幕內和十兩兩個組別，他們即是相撲界的上層集團。位于這一上層集團金字塔頂端的相撲力士年入數百萬，享受王公貴族的待遇;排名前40的力士年收入在170 000美元以上;而相比之下，在日本排名第70的力士年收入則只有區區15 000美元。上層集團外的力士生活并不光鮮，排名較低的力士必須服侍高排名力士，為他們準備飲食、打掃寢室，甚至擦洗本人夠不到的身體部位。因此，排名決定一切。
　　相撲力士的排名是按照相撲大會中的成績計算的，相撲大會每年舉行六屆。每屆大會，每名力士須參加15場比賽，連續15天每天1場。如果大會結束后勝多負少(8次勝利以上)，該力士的排名便會上升;如果負多勝少，排名則會下降。排名下滑到一定程度，該力士就會完全退出上層集團。因此，第8場勝利至關重要，決定著排名的升降，其對排名的重要性約為普通比賽的4倍。
　　因此，到大會收官日，最后一場比賽對于此前記錄為7勝7負的力士來說事關重大，但對于8勝6負的力士，卻成了雞肋。
　　那么，8勝6負的力士是否有可能放水輸給7勝7負的力士?相撲比賽是綜合力量、速度和平衡感的瞬間角力，常常幾秒之間就能決出勝負，故意被放倒并非難事。我們姑且假設，相撲比賽確實被操縱了，那么如何對數據進行測量進而加以驗證呢?
　　第一步是篩選出有嫌疑的比賽：在比賽收官日，名次岌岌可危的力士對陣已經拿下第8場勝利的力士。(大賽落幕后，通常有半數以上的力士勝率為7場、8場或9場，因此有數百場比賽符合條件。)在比賽收官日兩位7勝7負的力士之間的對決不太可能被操縱，因為雙方的求勝心同樣強烈。已經豪取10場以上勝利的力士想必也不可能將比賽拱手相讓，因為他們也有強烈的動機去力求一場勝利：大賽總冠軍的100 000美元獎金以及為“技能獎”“敢斗獎”等分項設立的20 000美元獎金。
　　現在以以下數據為例，該數據涵蓋了比賽收官日由7勝7負的力士與8勝6負的力士對決的數百場比賽。圖1–1左欄列出了7勝7負力士的預測勝率，該勝率根據當日兩名對決力士的過往交鋒歷史計算得出，右欄則是7勝7負力士的實際勝率。
　　因此，根據交鋒記錄，7勝7負力士的預測勝率不到50%。這有一定道理，他們在當屆大賽中的勝負記錄確實說明8勝6負的力士實力略勝一籌。但實際上，名次岌岌可危的力士對陣8勝6負的力士，勝率接近80%。他們對陣9勝5負的力士，表現也異常神勇：
　　雖然看起來疑點頗多，但僅僅是勝率過高并不足以證明比賽被操縱了，既然第8場勝利對一名力士來說關系重大，那他確實應該在這樣一場關鍵戰中展現出更加高昂的斗志。不過，數據中或許還有一些蛛絲馬跡能證明雙方確有串謀操縱比賽的行為。
　　讓一名力士故意輸掉比賽的誘因，值得探究一番：或許是拿人錢財，替人消災(這顯然不會記錄在案);或許雙方力士另有約定。請注意，頂尖相撲力士這一群體，組織異常嚴密：66名頂尖力士均須每隔兩個月參加一次相撲大會，與15名對手一較高低。此外，每名力士均隸屬于一個部屋，部屋通常由前相撲冠軍掌管。因此，即便是互為對手的部屋之間也存在密切的關系。(同一部屋的力士不會相互對陣。)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7勝7負的力士與8勝6負的力士在其后一次對陣中的勝負比率。在這一次對陣中，雙方均無排名下降之憂，在此情況下，比賽雙方理應壓力不大。因此，你或以為，在此前比賽中7勝7負的力士對陣同一對手的勝率應恢復到雙方此前交鋒時的水平，即大致勢均力敵，你想必不會以為他們能保持80%的勝率。
　　實際結果是，數據表明，7勝7負的力士在二次交鋒中的勝率僅為40%。前一場比賽的勝率高達80%，下一場就跌到了40%?這要如何理解?
　　最合情合理的解釋是，雙方力士達成了以賽償賽的約定：在我急需勝利的時候，你送個人情給我，下次我會還你。(此類約定并不能排除現金賄賂的存在。)尤其有意思的一點是，雙方力士第三次交手時，會再次恢復到勢均力敵的正常情況，表明其串謀只涉及兩場比賽。
　　記錄可疑的不僅僅是相撲力士個人，各個相撲部屋的總記錄也存在類似的異常現象。如果某個部屋的力士在事關排名的比賽中，贏了另一部屋的力士，他們再次在比賽中碰到該部屋力士處于同樣處境時，表現會尤其失常。這表明，在代表相撲最高水平的賽場上，某些比賽可能遭到了合謀操縱—類似奧運會花樣滑冰裁判的選票交易。
　　迄今為止，尚無日本相撲力士因操縱比賽而遭到紀律處分，日本相撲協會官員駁回了所有此類指控，斥之為滿腹怨氣的退役力士捏造出來的無稽之談。實際上，只要是將“相撲”和“操縱”二詞放在一個句子里說出口，就會造成日本舉國震怒。質疑一項國技的名聲，常常會激起民眾的抵觸情緒。
　　盡管如此，在日本，指責操縱比賽之聲仍然會偶爾見諸報端。時而掀起的輿論風波為我們提供了另一種渠道，去估量相撲可能存在的腐敗現象。畢竟，媒體監督催生了一種十分強大的現象：假如兩名相撲力士或其部屋一直存在操縱比賽的情形，面對蜂擁而上的記者和電視鏡頭，他們可能會在繼續這種勾當的時候有所忌憚。
　　那么這種情況會造成什么變化呢?數據顯示，一旦有操縱比賽的指控出現，在相撲大會收官日，7勝7負的力士對陣8勝6負的力士，勝率僅為50%，而非這種情況下通常會出現的80%。無論如何，對數據進行取樣，結果最終都難免指出一點：很難說相撲比賽沒有被操縱。
　　幾年前，兩名退役力士挺身而出，提出大量指控，包括操縱比賽等多項罪名。他們指出，除了串通比賽，相撲界還充斥著服用違禁藥物、亂交、賄賂、偷稅漏稅的事件，同日本黑幫勢力也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二人隨后開始接到恐嚇電話，其中一人曾向友人透露，他擔心自己會被黑幫殺人滅口。盡管如此，他們仍然打算繼續按計劃在東京的外國記者俱樂部召開新聞發布會。但發布會召開前不久，二人在同一間醫院死于類似的呼吸道疾病—死亡時間僅相隔數小時。警方宣布二人之死沒有他殺嫌疑，但并未展開調查。
　　“二人在同一天死于同一所醫院，這看起來確實很蹊蹺，”相撲雜志編輯三宅充稱，“但并沒有人目擊到有人投毒，因此該種揣測無從證實。”
　　無論二人之死是否有預謀，他們都做到了相撲業內人此前從未做到的事：指名道姓。在上文所援引數據涉及的281名力士中，他們指認了29名力士有串通情形，11名是清白的。
　　若將檢舉人所提供的證據納入比賽數據分析中，會得出什么結果?在雙方力士均涉嫌腐敗的比賽中，排名岌岌可危的力士獲勝概率約為80%。而與之相對，在事關排名升降的比賽中，如果對手是據稱清白的力士，排名岌岌可危的力士勝率則不會超過雙方以往的交鋒記錄。此外，如果涉嫌腐敗的力士對陣未遭檢舉人指認的力士，結果同兩名腐敗力士之間的賽果一樣呈一邊倒的態勢—這表明，多數未遭指認的力士也存在腐敗行為。
　　那么，如果說相撲力士、學校教師和托兒所兒童的家長都存在作弊行為，我們是否可以假設腐敗是人類的普遍天性?果真如此的話，人類究竟有多腐敗?
　　答案或許就在百吉餅中，以保羅·費爾德曼的故事為例。
　　費爾德曼曾是個有著鴻鵠之志的人，由于早年接受過農業經濟學方面的教育，他曾立志解決全世界的饑餓問題。但事與愿違，他最終在華盛頓找到一份為美國海軍分析武器開支的工作，彼時是1962年。其后20多年里，他一直在華盛頓從事分析工作。他職位很高，收入頗豐，但他受到認可卻不一定是因為其兢兢業業的工作。在辦公室的圣誕派對上，同事在向妻子介紹他時，對他的稱呼不是“公共研究組組長”(這確實是他當時的職位)，而是“帶百吉餅來的人”。
　　送百吉餅最初只是偶一為之的獎勵措施：員工拉到研究合同就會得到老板的犒賞。接著，這成了他的習慣，每周五他都會帶百吉餅、一把鋸齒刀和奶油乳酪到單位。上下樓的同事聽說了百吉餅的事后，也紛紛表示想要。到最后，他每周要帶上15打百吉餅，為收回成本，他擺了一個投幣籃，貼了一張價簽。結果，其成本回收率約為95%，他認為，沒給錢的人是因為一時疏忽，而非有意占他便宜。
　　1984年，他就職的研究機構經歷了管理層更迭，費爾德曼對未來做了一番斟酌之后，覺得前景堪憂，他決定辭職賣百吉餅。他的經濟學家朋友覺得他喪失了理智，但他的妻子卻支持他。畢竟，他們最年幼的三個孩子即將大學畢業，而且房貸也供完了。
　　他開車挨個繞遍環繞華盛頓的辦公園區，用極其簡單的推銷手段拉攏客戶：每天一早，他會將百吉餅和一個投幣籃放在各家公司的餐室，然后中午再回來收走錢和剩余的百吉餅。這是一種全憑自覺的生意方式，而且確實行得通，僅僅幾年間，費爾德曼的周送貨量就達到了8 400塊百吉餅，業務遍及140家公司，收入恢復到了他做研究分析員時的水平。他擺脫了方寸隔間的拘束生活，可以活得逍遙自在了。
　　他同時還—在無意之中—設計了一場巧妙的經濟學實驗，費爾德曼從一開始就在一絲不茍地記錄百吉餅生意的數據。因此，通過對比回收所得與百吉餅缺失數量，他發現他可以衡量客戶的誠信度，且精確到分。他們是否占了他的便宜?如果存在此種行為，好占便宜的公司相比不占便宜的公司有何特點?什么情況會助長人們小偷小摸的行為?什么又會減少此類行為?
　　費爾德曼這次并非有意為之的研究恰好讓我們得以窺見一種欺詐形式的奧秘，這種欺詐形式一直是學術界難以攻克的難題：白領犯罪。(沒錯，盡管只是一點蠅頭小利，從百吉餅老板身上占便宜仍然屬于白領犯罪。)通過一名百吉餅生意人的經歷探究白領犯罪這種關系重大卻又無從解決的問題，聽起來似乎是小題大做，但渺小而簡單的問題常常是攻克重大難題的突破口。
　　盡管安然公司這樣的流氓企業成了舉世矚目的話題，學術界對白領犯罪的案例卻知之甚少，原因何在?因為缺乏有效數據。白領犯罪的關鍵一點是，白領犯罪者何其多，我們所聽說的騙局被拆穿的案例只是滄海一粟。多數侵占公款之徒不為人知，理論上仍然過著逍遙自在的生活，因為盜用公司財產的員工很少被發現。
　　與之相反，街頭犯罪卻非如此，因為無論罪犯是否歸案，行兇搶劫、入室盜竊、謀殺通常都會被記錄在案，且街頭犯罪有著明確的受害者，而受害者通常會向警方報案，數據隨即生成，進而又會有犯罪學家、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據此發表不計其數的學術論文。但白領犯罪并無明顯的受害者，比如安然公司管理層究竟盜竊了誰的財產?既然不知道犯罪對象、案發率或損失程度，罪行又如何定量呢?
　　然而，保羅·費爾德曼的百吉餅生意則不同，因為整件事確有一名受害者，就是他自己保羅·費爾德曼。
　　剛開始這門生意的時候，根據他在自己辦公室的經驗，他所期待的付款率為95%。但正如有警車停靠的街區犯罪率偏低，這一95%的付款率也屬于虛高：費爾德曼本人在場，起到了制止偷竊的作用。不僅如此，這些百吉餅食客均認識老板其人，也和他有(理應不錯的)交情。大量的心理學及經濟學研究表明，對同一種商品，若出售者不同，人們愿意支付的價格也有所差異。經濟學家理查德·塞勒在其1985年的研究《沙灘上的啤酒》中證明，同樣一瓶啤酒，若是在度假酒店內出售，口渴的日光浴游客愿意支付2.65美元，而若是在一家破破爛爛的雜貨店出售，他們只愿意支付1.50美元。
　　面對現實情況，費爾德曼勉強接受了不到95%的付款率，他逐漸總結出，付款率只要超過90%就算是“誠實守信”的公司了：80%~90%的付款率“可氣但還過得去”;如果一家公司的付款率長期低于80%，費爾德曼則會張貼一張警告標語，如：
　　今年以來，百吉餅成本大幅上漲。遺憾的是，也有越來越多的百吉餅無故消失卻無人付款。切勿繼續此種行為，我猜想，你不會教自己的孩子行偷竊之事，那為何自己卻明知故犯呢?
　　最初，費爾德曼留下一個無蓋的籃子用來收錢，但錢卻經常不翼而飛，然后他換成了一個塑料蓋上嵌有投幣孔的咖啡罐，但事實證明，這也容易讓人心生非分之想。最終，他不得不自制頂部有切口的夾板箱。木箱效果很好，他每年送7 000次錢箱到各個公司，平均只被偷過一次。這是一項很耐人尋味的數據：同一群人，每天偷走他10%的百吉餅，卻幾乎從未墮落到偷錢箱的地步—這恰好體現出社會對偷竊這一行為有著種種不盡相同的認識。從費爾德曼的立場來看，一名辦公室職員不付錢白吃他的百吉餅，就是犯罪，但這名職員大概意見相左。誠然，涉及的錢款數目很小(費爾德曼的百吉餅每個售價1美元，奶油乳酪也包含在內)，但差別的根源或許并不在此，而是在于“犯罪”的情景。這名吃百吉餅卻不付錢的辦公室職員，在自助餐廳大吃大喝的時候或許也會猛灌蘇打水，卻不見得會吃霸王餐。
　　那么百吉餅的數據究竟說明了什么?近幾年，總體付款率經歷了兩次值得注意的變化。其一是1992年起出現的長期而緩慢的下降。至2001年夏，總體付款率已經下滑到了87%左右。但當年的“9·11”事件發生之后，付款率立即上漲了整整2%，且此后再未出現明顯回落。(假如付款率上漲2%聽起來不算多，那換個角度想：未付率從13%下降到了11%，即盜竊數量下滑了15%。)由于費爾德曼的不少客戶均在國安部門工作，這種“9·11”效應或許有些許愛國主義色彩，這也有可能表明公眾的同情心有了普遍的提高。
　　數據還顯示，小辦公室比大辦公室更守信用。只有幾十名員工的辦公室付款率要比幾百人的辦公室高出3%~5%，這似乎有違常識。在大辦公室，百吉餅桌旁理應常有許多人在場，眾目睽睽之下，你不得不投幣進錢箱。但大小辦公室的對比說明，百吉餅盜竊與街頭犯罪類似。農村地區的人均街頭犯罪率遠低于城市，主要原因是農村地區的罪犯被發現(進而被抓獲)的概率更高。此外，在規模較小的社群，預防犯罪的社會因素更加強大，其中一大因素就是羞恥心。
　　百吉餅的數據還反映出個人情緒對守信程度的影響。例如，天氣就是一大影響因素：反常的好天氣能提高人們的付款率;而與之相對，遇到反常的寒冷天氣，則會出現大量未付款的現象。暴雨或強風天氣也有同樣的影響，影響最惡劣的是節假日：在圣誕周，付款率會下降2%，即盜竊數量上升15%，這與“9·11”造成的影響程度相同，但效果相反;感恩節半斤八兩;情人節當周也非常糟糕;4月15日所在周也不外乎如是。但也有好的節日：7月4日、勞動節和哥倫布紀念日所在周。兩種節日差別何在?欺詐率較低的節日僅僅是放假一天而已，別無他意，而欺詐率較高的節日則充滿了各種各樣的煩心事和來自親人的種種期許。
　　關于守信，費爾德曼有他自己的看法，這些看法多是從生活經驗總結而來，而非數據。他逐漸相信，工作士氣是一大因素—如員工愛戴自己的老板、熱愛本職工作，這樣的辦公室更加守信。他同時還相信，在公司內地位較高的員工欺詐率要高于底層員工。他多年來一直在為一家辦公室占用了三層樓的公司送百吉餅，從中得出了這一觀點—該公司頂層為主管辦公室，較低的兩層為銷售、服務和行政員工的辦公室。費爾德曼猜測，這些主管有欺詐行為是因為特權思想膨脹。他所沒有考慮的因素是，欺詐或許原本就是他們坐上主管之位的手段。
　　如果說道德代表著在人類心目中，這個世界應該如何運轉，而經濟學代表著其實際的運轉方式，那么費爾德曼的百吉餅生意則恰好處于二者相交的范疇。沒錯，很多人占他的便宜，但絕大多數人，即便是無人在場的情況下，也沒有越界。這一結果或許出乎某些人的意料，包括費爾德曼的經濟學家朋友，他們在20年前勸阻他，說他這種全憑自覺的生意方式完全行不通，但這卻沒有出乎亞當·斯密的意料。實際上，亞當·斯密第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論》的主旨就是人類生性誠實。
　　“無論人類被描寫得有多么自私，”亞當·斯密寫道，“其本性之中顯然有某些原則，令其關注他人的命運，讓他人的幸福成為對其來說不可缺少的東西，盡管除了眼見此種情景所獲得的滿足之外，他從中一無所得。”
　　費爾德曼有時會向自己的經濟學家朋友講述《裘格斯戒指》的故事，故事出自柏拉圖的《理想國》：
　　在蘇格拉底的一堂課上，一位名叫格勞孔的學生講述了這個故事。蘇格拉底同亞當·斯密一樣，認為即使沒有外力強制，人類一般而言也是生性善良的。格勞孔則同費爾德曼的經濟學家朋友一樣，不以為然，他講述道，一位名叫裘格斯的牧羊人偶然間在一處隱蔽的山洞里發現了一具尸體，尸體上帶著一枚戒指，裘格斯將戒指戴在自己手上后，發現戒指令他隱身了。在無人監控其所作所為的情況下，裘格斯干盡了壞事—引誘王后、弒殺國王，等等。
　　格勞孔的故事提出了一個道德問題：如明知自己的所作所為無人目睹，會有人能抵制住誘惑，不去作惡嗎?格勞孔似乎認為答案是否定的，但保羅·費爾德曼則和蘇格拉底及亞當·斯密同屬一個陣營，因為他知道，在至少87%的情況下，答案是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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