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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科技創新的時代浪潮中，深圳與浙江以民營經濟為核心的創新實踐，不僅創造了可觀的經濟價值，更探索出頗具特色的創新范式。

　　當前，在深圳和浙江，呈現出的是中國創新發展的鮮活圖景。深圳作為“創新之城”，　高新技術企業密度居全國第一，2024年國家級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制造業單項冠軍企業增量均居全國首位、總數均位列全國第二。不僅如此，比亞迪、欣旺達、科達利等深圳民營企業構建的完整產業鏈，覆蓋了從整車制造到動力電池、從電機電控到智能座艙等汽車產業全領域。而浙江的人工智能產業同樣發展勢頭迅猛，核心產業營收突破3000億元，同比增長達兩位數，杭州“六小龍”等科創企業不斷突破，展現出強勁的創新活力。

　　不難發現，民營經濟的蓬勃發展，是深圳浙江兩地創新能力的重要支撐。深圳民營企業數量占企業總量的97%，其中A股上市民營企業數量和市值均居全國城市第一；民營國家專精特新　“小巨人”企業位居全國第一，民營國家高新技術企業、民營獨角獸企業，分別位列全國第二和第三。這些企業不僅數量龐大，成長速度也顯著快于全國水平，從初創到科創板上市、成長為國家級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的速度，均快于全國水平一年以上；成長為國家高新技術企業和獨角獸企業所需時間也快于全國平均水平。更值得關注的是，深圳民營企業平均存續期達6年，17%的企業能存續10年以上，遠高于全國民營企業3.7年的平均存續期。在這些傲人數據的背后，是深圳“六個90%”的創新生態——90%以上的創新型企業是本土企業，90%以上的研發機構、人員、資金集中在企業，90%以上的職務發明專利和重大科技項目發明專利出自企業。浙江同樣如此，1801家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1.44萬家專精特新中小企業、3.63萬家創新型中小企業，與阿里巴巴、正泰集團等大企業形成協同，構成了從“潛龍”到“巨龍”的梯隊，讓創新活力貫穿產業鏈各環節。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政策的精準賦能，為民營企業創新注入了持續動力。深圳始終將企業作為創新主體，2024年3.7萬戶企業享受研發費用所得稅加計扣除金額達3798億元，創歷史新高；通過重大科技專項支持企業組建創新聯合體，降低企業使用智能算力等創新資源成本，豐富長期資本供給，定向支持早期、硬科技項目；更有小微企業技術創新項目平均每個項目獲得支持50萬元，首批就吸引1400余家企業申請，鯤鵬青年項目則全方位支持青年創新創業，多渠道幫助企業縮短成果轉化距離。浙江同樣推出有力舉措，《關于支持人工智能創新發展的若干措施》明確，到2030年規模以上人工智能核心產業營收超1.2萬億元；建設布局了一批創新中心，浙江省智能感知技術創新中心、浙江人形機器人創新中心等相繼設立。不僅政策措施給力，持續優化的營商環境，也讓兩地企業感受到“有呼必應”的支持。正如宇樹科技創始人王興興所言，很好的創新環境，讓企業有更多的信心投入研發、生產，做出更多新產品、新技術。

　　與此同時，產學研的深度融合，也讓創新鏈條更加完整高效。深圳強化企業在技術創新決策、研發投入、成果轉化等方面的主體地位，推動大中小企業融通創新，形成“龍頭企業頂天立地、中小企業鋪天蓋地、創新企業開天辟地”的創新格局。浙江則構建起科研院所與企業的聯動網絡，浙江省智能感知技術創新中心、人形機器人創新中心等新型科研機構，成為產業創新的“連接器”，“領航者2號”人形機器人進入工廠的實踐，正是產學研協同的典型成果。

　　深圳與浙江的創新實踐顯示，當企業的市場敏感度、科研機構的技術深度、政策的資源整合力形成合力，就能讓實驗室的成果快速轉化為市場的產品，讓產業鏈的每個環節都迸發出創新能量。在全球科技競爭日趨激烈的當下，深圳與浙江的探索，也為中國創新之路標注了清晰的方向：以企業活力為筆，以制度創新為墨，書寫從跟跑到領跑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