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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員財產申報更待何時”——全國人大代表韓德云寫下這樣的文章。文章說：“1995年頒布的《關于黨政機關縣（處）級以上領導干部收入申報的規(guī)定》，遠不能有效遏制腐敗，其限制的主體太窄，且規(guī)定申報的主要內容是個人的工資、獎金、禮金等，并非官員的全部收入”。韓德云建議，全國人大應調研并起草《公務員財產申報法》。
全國政協(xié)委員嚴琦也建議將官員子女財產納入申報范圍，“政府官員可能會把一些財產轉移到子女名下，或利用手中權力為子女積聚財富。因此，要把官員、官員的子女以及近親屬乃至與官員發(fā)生財產和人身關系的當事人，都納入到財產申報的范圍，否則，所謂財產申報制度很有可能成為一紙空文。”
兩個代表委員舊話重提。可“官員財產申報及公示”這個舊話題，卻是一個喊了多年至今沒有破解的大難題。
兩組調查數(shù)據(jù)很有意思。一是網(wǎng)上調查顯示，九成民眾支持對官員財產進行公示。二是第十屆全國人大代表王全杰作過一項調查，97％的官員對“官員財產申報”持反對意見。過去5年里，王全杰曾在兩會上3次提出官員財產公示方面的議題，但相關法律一直難產。
從某種意義上講，官員財產要不要申報、能不能公示，成了民意與權力的PK。
以“官員財產申報”為關鍵詞在百度上搜索，可以找到18.9萬個相關網(wǎng)頁。輿情可見一斑。“官員財產申報立法不宜久拖”、“立法公布官員財產要動真格”、“理直氣壯要求官員公布財產”之類的評論比比皆是，但一部要求官員申報公示財產的“陽光法案”，愣是磨難重重，千呼萬喚不出來！
談及官員財產申報難以推行時，中紀委原副書記劉錫榮說，最大難點是界定問題。主要是財產的范疇，有的觀點認為登記銀行存款就夠了，有的觀點認為房子、汽車、股票都得算。
“界定難”這一技術性難題確實存在。而如果“限定”不清，官員的巨額財產就可能“來源不明”。而對于財產來源不明的懲處，我國法律最多判刑5年，這就使得“財產來源不明罪”成了官員的救命稻草。諸多腐敗案件中，無據(jù)可查的巨額財產是有據(jù)可查財產的數(shù)十甚至上百倍。
評論者在談及財產申報的技術性難題時說：“這種情況下，即便有官員財產申報制度，恐怕官員也只會申報那些人盡皆知的工資、職務收入，而將其他‘灰色收入’盡可能地模糊化處理。而且，在我國目前財產管理和金融體制下，模糊化處理自己財產存在太多空間，比如財產實名制問題、金融體制中的現(xiàn)金流轉規(guī)范問題等等。”
技術性難題并不是難以逾越的鴻溝。正如一篇評論所說，盡管中國的行政官員數(shù)量已達歷史之最，官民比例驚人，但是，“官員畢竟是個小群體。要讓人民對官員形成有效監(jiān)督力量，非不能也，是不為也。”
因為制度針對的是具體官員，特別是縣處級以上的干部，“其可能遭遇的抵觸以及阻力，可想而知”。“倘若對官員財產申報制度立法，立法者將不得不考慮該法可能對官員群體產生的后果”。
如果我們承認權力來自民眾，官員必須接受納稅人監(jiān)督，那么，官員的財產就沒有理由不申報不公示。技術性難題、制度難題都有破解之道，可怕的是種種借口的背后，是利益的阻撓和權力的護身符。
[跟評] 秋月白：
即便制定了《公務員財產申報法》，可如果公務員不能依法申報，那法律必然成為一紙空文。所以目前最緊迫的應該是考慮如何執(zhí)法，而不是制定什么“申報法”。目前官員沒有尊重法律的意識和傳統(tǒng)，而百姓則習慣于以人治來代替法治，《公務員財產申報法》有可能成為空談。那怎么辦？看來，強制官員財產申報，應該是財產申報制度化的第一步。
雖然我們承認權力來源于民眾，但在現(xiàn)實里權力卻掌握在官員手中，讓沒有權力的民眾去監(jiān)督有權力的官員，明顯是勉為其難。所以我們只能退而求次，先通過政府的強制手段迫使官員誠實地申報自己的財產，讓民眾先認識到法律威力，然后再養(yǎng)成監(jiān)督公務人員的意識，而官員的申報習慣也會在強制手段下逐漸養(yǎng)成。寶寶哥哥：
僅報收入是不夠的，要報本人及家庭成員所有財產及其來源，并要經(jīng)過核實，建立舉報制度，疏通舉報渠道。渭水河：
官員財產申報，要立法，更要嚴格執(zhí)法。執(zhí)法不嚴只能是讓官員財產申報如同聾子的耳朵——擺設。桂興枝：
對清正廉潔的官員，每年發(fā)一次年終特別獎；對腐敗的官員，罰款或加重刑事處罰。 b
llt：對官員的管理，也應該講究人性化，提倡相互理解和尊重。愿意公開自己個人財產的官員，公眾應持歡迎態(tài)度；不愿意公開個人財產的官員，公眾也應該不反對不壓制。應允許官員自由選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