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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3-17 作者:劉縣書 來源:中國青年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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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管理體制，如果造成80％的人違法，是不是說明體制本身存在很大問題呢？我國現行的社團管理體制就是這樣一個典型例子。
全國人大代表、北京市委書記劉淇在此次人大會上提出了對這種體制的質疑：“協會、民間組織過去都是到民政部門進行社團登記，而且，登記還有個條件，就是要有上級主管單位，也就是說必須找個掛靠單位、找個‘婆家’才能登記，政社不分，政府和社會組織的職能不明晰，這樣就導致社會組織很難發育正常。”以此為由頭，3月16日《南方都市報》刊發專家訪談文章指出，現行社團管理體制讓八成“草根”組織處于非法狀態，而一些“合法社會組織”卻變得嚴重官僚化，形同“二政府”。
這不是一個小問題。在法治和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如何推動非政府組織蓬勃、健康發展，實在是一個事關打造有限政府和建設公民社會的大課題。
在一個和平社會中，公民的民權與政府的公權之間往往具有此消彼長的關系：公權長，則民權消；民權進，則公權退。大量民間組織被迫成為“黑組織”，無法在陽光雨露下茁壯成長，是民權不能充分發育生長的表現之一。當民權發育不良，民間的自我管理自我組織能力得不到提高，好的市場經濟就難以達成，全能政府又如何真正轉變為有限政府呢？
新中國成立后，很長一段時間內政府包辦一切，也就不存在真正的非政府的社會團體。改革開放后，中國才漸漸有了民間社團生存的空間。1989年國務院頒布第一部《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以下簡稱“管理條例”），其中規定民間組織必須先有一個可以掛靠的主管單位，然后才能到民政部門登記注冊，這就是中國特色的“找婆婆”。
需要掛靠“婆婆”，后果有二：一、“婆婆”不是白當的，當“婆婆”管得太嚴，民間組織也就缺乏活力，當“媳婦”借“婆婆”的權狐假虎威，非政府組織則帶上了官氣；二、當你找不到“婆婆”或不愿找“婆婆”時，也就只好非法活動了。
改革開放后，民間組織的興起并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因為這是社會的客觀需要。據調查，至2005年年底，全國各類民間組織共計31萬多個，比條例出臺前增加了幾十倍。近年來，這些民間組織在環保、扶貧、救災、助教、社區建設、保護傳統文化等方面為社會作出了貢獻，起到了政府無法取代的特殊作用。但這些組織80％沒有“婆婆”，不能登記，屬于“非法”，或者被迫作為企業進行工商登記。這種狀況自然不利于民間組織的發育。
我們之所以要進行改革開放，之所以要打造有限政府，是因為已經認識到，政府不可能做好所有的事情，公權必須得到節制，形成現代文明的公民社會才是社會長治久安之道。但從現行的民間組織管理體制來看，面對民間力量的生長，管理者的心情其實有點矛盾：一方面意識到需要發展；另一方面又害怕失控。
有些顧慮可以理解，也不無道理，因為中國社會的確缺乏結社自治的傳統，公民社會的很多素養仍有待培養，很多人對不戴“帽子”、沒有“婆婆”的組織不敢信任。然而，世界各國民間組織和公民社會發展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只要管理者放手，民間組織自身的問題可以通過完善法治和民間自身來調整解決。
管理者放手越早、放得越徹底，民間組織就可能越早學會自己走路，就會走得越來越好、越來越遠，最終到達一個成熟的公民社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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