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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性的“金融危機”現正進入“中盤”階段，世界各國正聚精會神地尋找走出危機的良方。為了防止因危機引發經濟過快下滑，中國采取了大刀闊斧的應急性財政、貨幣政策，并且已經起到了明顯的成效。在這樣一種背景下，我們應該著眼于未來較長時間可持續發展，提前布局新的經濟增長點。
縱觀世界歷次的經濟危機，常常是孕育新的經濟增長點的良機；而且，在危機過后，這些新的經濟增長點將產業帶入一個新的、更高的層次，推動經濟進入新一輪繁榮。比如，1899年，一場金融危機席卷俄羅斯，使工業生產陷入危機。法國、德國、比利時等國最先跟進，英國尾隨其后。1903年，美國才爆發全面危機，并轉入蕭條。此時，德國、美國大力發展鋼鐵工業，并占領英國的海外市場，帶動新一輪經濟高速增長。再比如，1922年至929年，美國股票市場引發了美國乃至全球的金融危機1930年以后，羅斯福總統實施“新政”，美國在西部建立軍工企業，發展汽車等機械制造業和高技術工業。20世紀30年代，美國的科技革命發端于斯坦福大學及其周圍地區，60年代成為高新技術的核心———“硅谷”。還比如，1987年，因為不斷惡化的經濟預期和中東局勢的不斷緊張，造就了華爾街的大崩潰。這便是“黑色星期一”。這一輪危機使美國支柱產業發生了巨大改變，鋼鐵、汽車、工具機、消費型電子及辦公設備等令人矚目的產業等迅速衰落。但是，這一時期，休閑娛樂業和金融服務業則成為最具有競爭實力的支柱產業。最近的是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機，這場危機不僅導致拉美股市的暴跌，也讓歐洲股市指數、遠東指數及世界股市指數出現不同程度的下跌。但是，這場危機之后，以信息技術產業為代表的高技術產業成為美國經濟快速增長的最主要的增長來源之一。
那么，如何提前布局新的經濟增長點呢？回答這個問題，人們常常想到支柱產業選擇、扶持、培育，并讓支柱產業在產業中發揮引導的作用。其實，要更準確地表達，稱其為引導性產業更為合適。這些引導性產業應該具備以下的特點：
首先，這些產業應該在國民經濟中生產發展速度較快，對整個經濟起引導和推動作用的先導性產業。它們具有較強的連鎖效應：誘導新產業崛起；對為其提供生產資料的各部門、所處地區的經濟結構和發展變化，有深刻而廣泛的影響。
其次，應該符合中國經濟發展的實際水平，同時具有資源稟賦的優勢。經濟發展的實際水平決定了引導性產業的產業基礎，我們只能在現有的產業基礎上來選擇、培育，脫離現有經濟的實際水平，引導性產業就會成為無源之水。資源稟賦的優勢決定了我們競爭的比較優勢，這種優勢是獨特的、持久的、不可替代的。比如，我們現在正處在工業化的中后期，這決定了我們必須考慮這個時期的特殊性和復雜性，并尊重這一時期產業發展的特有規律。
再次，要能夠有效整合并運用最新的科學資源和技術資源，尤其是我們已經掌握的科學資源和技術資源。因為工業化過程就是產業結構不斷優化升級和支柱產業不斷變遷的過程，而結構不斷優化升級的過程實際上是最新的科學資源和技術資源不斷地運用于產業的過程。美國作為工業化國家代表，其支柱產業變遷過程既遵循了產業結構演變的一般規律，又有其特殊性。1860年以前，輕紡產業占主要地位；1860年至1900年鋼鐵、煤炭快速增長；1900年至1950年期間，重化產值逐步超過輕紡產值，鋼鐵、機械制造和化工產業成為經濟主導。二戰后，美國重點發展資本集約型產業，鋼鐵、汽車、建筑業成為支柱產業；1970年以后，大力發展技術集約型產業，如航天航空、IC、計算機和新材料等高新技術產業；1990年以后，大力發展信息產業，加強了信息產業與其他產業的融合。
最后，在形成引導性產業的過程中，要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同時，政府發揮有效的引導作用，扮演生產要素創造者。以美國為例，美國各級政府機構在教育、科技和基礎設施建設方面持續地進行大量投資，為了創造生產要素而不遺余力。美國政府在維護市場競爭秩序上也扮演重要角色，制定并執行嚴格的反托拉斯法以維系自由開放的交易體系。美國政府還在應對前瞻性問題的挑戰上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比如，在太空探險、醫療保健和環境保護等方面，為國內產業創造了新的發展空間。
目前，我們已經出臺了十大產業調整和振興規劃，希望在這個基礎上更加著力培育新興產業，提前布局新的經濟增長點，帶動中國經濟增長上層次、有后勁、可持續，并推動中國經濟提前走出經濟危機，帶動中國經濟新一輪的快速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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