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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調查發現，受多種因素影響，在碳排放交易方面，我國目前沒有建立國內的碳交易市場體系，國內一些交易機構正處于跑馬圈地占地盤階段，觀望等待情緒較重。
三大交易機構甚至沒有成功進行過一次交易
2008年7月份以來，我國相繼成立了山西呂梁節能減排項目交易中心、北京環境交易所、上海環境能源交易所、天津排放權交易所等交易機構，碳交易是它們主要業務之一。記者采訪山西、天津、上海三家交易機構了解到，自成立以來這些機構在基于CDM的碳交易方面收效甚微，大多甚至沒有成功進行過一次交易。
成立于2008年7月份的山西呂梁節能減排項目交易中心成立之初將核心業務定位為CDM項目交易。希望依托山西省特別是呂梁地區資源優勢，整合政府、資金、技術資源，在政府主導下與國家專業機構及境外主流碳排放交易所實現機構對接，并建立統一開放式技術和金融服務平臺，以期為各類市場主體實現資源優化配置，并對目前碳市場交易價格形成有效的影響，提高國內業主的碳交易收益。但中心總裁陳屹飆說，成立一年來，只在今年三月份促成了山西一家公司與瑞典碳資產公司一單CDM交易，在這筆交易中基本沒獲得什么收益。
天津排放權交易所主要致力于開發二氧化硫、化學需氧量等主要污染物交易產品和能源效率交易產品，基于CDM的碳交易也是其設計業務之一。交易所副總經理穆玲玲說，交易所成立以來主要進行了合作伙伴、會員、市場等方面的開拓，在碳交易方面只進行了交易服務體系的建設。
上海環境能源交易所副總裁郭宇峰說，交易所于去年8月份成立，其中一項功能就是為我國企業參與國際碳交易建立一個平臺，設立規范的流程。但近一年來，交易所的CDM項目基本處于停滯狀態。
記者采訪了解到，一年以來上述交易機構沒有進行太多實際性的交易工作，主要原因是國家對國內交易機構從事談交易的政策及態度不是很明確。陳屹飆、郭宇峰等人說，總感覺到國家的政策不是很明朗，特別是今年年底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國際會議的有關政策不明確。
受訪交易機構負責人說，國內的交易機構之所以將基于CDM的碳交易作為主營業務，是考慮到未來的大趨勢以及碳交易良好的市場前景。當前開展的工作主要是為了以后開展交易培養客戶、奠定基礎。“大家都不想將來政策允許我們從事交易的時候，自己毫無準備。可以說現在是萬事俱備，只欠政策這一東風了。”
國內碳交易面臨一些現實困境
交易機構負責人還認為，除了政策不明朗的制約外，國內機構從事碳交易還面臨一些現實困境。
一是審批程序復雜，CDM碳交易業主收益獲取慢。有關數據顯示，截至2009年6月22日，中國政府已經批準2091個CDM項目。截至2009年7月6日，中國有581個項目在聯合國獲得注冊；其中獲得簽發也就是企業真正有收益的不足120家。陳屹飆說，主要原因是審批效率問題。國家發改委及聯合國都只有一個相關部門，卻管理著全國的CDM項目，導致一個項目從啟動到最后簽發最快也需一年時間。
二是企業業主對CDM了解過少，參與積極性不高。陳屹飆說，受簽發難等因素影響，碳交易風險較高，其收益率也只有10%左右。出于風險、收益等因素考慮，多數企業投資積極性，部分企業甚至是為了保項目或者出于環保、安全等行政壓力才開展碳交易。
三是國際碳基金沉淀資金過多，影響各方積極性。陳屹飆說，國際碳基金負責國內CDM項目的前期開發，目前已在中國投放了大約七、八億元的開發資本。由于聯合國簽發項目過少、投資獲益周期較長，導致這部分資金沉淀，影響了部分碳基金在中國的投資意向，進而增加了國內交易機構的撮合難度。
四是國內金融機構參與度不夠，增加了企業業主開展CDM項目的難度。受訪負責人一致認為，按照國際經驗，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已經成為一種金融投資工具，必須有銀行、期貨、基金等金融機構的廣泛參與。在我國，受專業等因素限制，除興業銀行等少數金融機構外，相關金融機構參與度很低，導致企業業主在開展CDM項目時出現融資等難題。
受訪負責人認為，出現這些問題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國沒有建立一種市場化驅動的碳交易市場體系和機制。郭宇峰說，今后碳市場的空間是巨大的，可能會超過任何金融產品。對中國企業而言，通過技術提高能效、通過金融手段實現收益是一個復雜過程。碳排放指標作為一種稀缺資源，最終就要通過市場來進行資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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