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向少數人專制和大眾貧困的舊體制復歸，還是走向富裕、民主、文明、和諧的現代國家？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追求民富國強的道路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時也面臨嚴峻挑戰。
從經濟生活的表層看，現在最突出的是兩個問題，一個是資源短缺和環境惡化的問題日益突出。爆發性的環境危機在各地不斷發生，有些地方甚至不再具備人類生存的基本條件。另一個問題則是社會環境惡化，其中最嚴重的是尋租腐敗蔓延和貧富差距擴大。
從經濟生活的深層結構看，主要是內外兩個方面的失衡。內部失衡主要表現為投資和消費的失衡--投資過度膨脹和消費在GDP中的份額不斷下降，使投資和消費的比例大大偏離了正常狀態。這樣就造成了諸如產能過剩、最終需求不足、群眾生活水平提高過慢、收入差距拉大等一系列經濟和社會問題。
外部失衡的主要表現，則是國際貿易和國際收支的雙順差以及外匯存底的大量增加。這造成中國和貿易伙伴國之間的摩擦加劇，本國的貿易條件變差，出口產品賤賣，還搭上了我們自己的資源和環境。
經濟結構內外失衡的宏觀經濟后果是：貨幣供應過量、流動性泛濫、資產泡沫生成和通貨膨脹壓力增加，等等。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使形勢一度十分嚴峻。經過一年多來"擴需求，保增長"的巨大努力，雖然GDP增速回升，但是上述結構問題依然存在，并且有愈演愈烈之勢。
進一步追問原因，我們會發現，根源在于不徹底的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在改革開放初期，我們在保持國有經濟原有地位和行政主導大體不變的條件下，實行了一系列變通性制度安排。這雖然造就了中國經濟的迅速崛起，但它們并沒有及時地被更加正式的法治體制和市場體制取代，而是逐漸固化為一種國家主導型的重商主義式體制。可以說，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步履維艱，結構失衡難以解決，尋租腐敗猖獗，貧富差距拉大，是這一體制的必然結果。
最令人憂慮的是，在這種情況下，改革動力不足。一方面，一些從行政壟斷和權力尋租活動中得益的人們，為了維護其既得利益，既有可能打著"為民請命"的旗號，阻礙改革進程，也有可能假借"改革"的名義，強化行政權力的控制和腐敗尋租的空間。另一方面，一些改革前舊體制的支持者利用公眾對腐敗、貧富分化等的不滿情緒，用民粹主義和狹隘民族主義的言說轉移目標，把民眾的情緒引到反市場化改革的方向上去。
于是，向我們再次提出中國向何處去--是向少數人專制和大眾貧困的舊體制復歸，還是走向富裕、民主、文明、和諧的現代國家的大問題。
王一江教授的這部《民富論》正是討論與此相關的重大理論問題的。王一江畢業于哈佛大學，受業于機制設計理論大師、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埃里克·馬斯金和社會主義體制研究的集大成者、匈牙利經濟學家雅諾什·科爾奈，因而對社會主義體制和機制設計理論都有精深的理解。
在這本書中，他運用經濟學基本原理，從國際比較、歷史比較的視角，深入淺出地論述了國家與經濟發展、國富與民富的辯證統一關系，鮮明地表達了以下主題：(1)只有發展市場經濟、發展多種所有制才能建立起實現民富國強的長效機制。(2)市場經濟要想成功，必須有一系列制度基礎的支持。這些制度基礎既能保證追求財富的自由和沖動，又能將這種自由和沖動納入法律和秩序的軌道，同時還要通過民主、法治和分權等手段限制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對民間的掠奪，使之服務于經濟發展，并最終提高國民生活水平。
王一江教授在這本書中提出了自己的一得之見。它們并不一定都準確無誤和得到了縝密的論證，但是由于都是獨立思考的結果，而且能夠啟發人的思考，引發認真的討論，就特別值得珍視。
中國改革從一開始就在不同思想、學說、方案之間的碰撞、辯論和互補中前行。在當前這個關系到中國向何處去的關鍵時刻，中國經濟學界需要更多像王一江這樣切實認真的學者參與自由而切實的討論，以此來推動中國經濟和政治體制的下一步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