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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奈爾大學的著名人類學教授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把人類的民族認同看成是一種想象的政治共同體，它是一種社會心理學上互相認可的事實。巴西人喜歡稱自己的國家是“種族民主”的國家，巴西人的自我認同似乎超越了種族的界限。要成為地地道道的巴西人，不在于你的膚色、血統和家庭出身，而在于你是否融入巴西人互相認定的社會心理：在這塊被上帝垂青的土地上放縱你的快感，學會生活的藝術。
在巴西，你不僅要學會接納瘋狂的狂歡節、熟悉足球、知道哪片海灘更適合談情說愛，還得能喝點巴西國飲凱匹利尼亞，炎炎夏日上街的時候得趿拉著被巴西名模吉賽爾·邦辰提升人氣的哈瓦那人字拖鞋，托人辦事的時候得學會“jeito”（托人情關系，走后門或者找竅門）。巴西人抱怨他們的國家沒有原則，也沒有倫理，在乎的只是生活的樂趣。
正是這種歇斯底里的放縱讓第一次從美國飛到巴西的羅偉林（Larry
Rohter）感到無所適從。而今，已經是《紐約時報》駐里約熱內盧分社社長的羅偉林已經把巴西當成自己的第二故鄉——他不僅在巴西做了十幾年的記者，還成了巴西人的女婿。
而羅偉林寫作《赤道之南》的初衷，是他為巴西這個極易走極端的國家感到震驚：它既大方又自私，既富憐憫之心，又藏冷酷之態。在里約熱內盧，既集中了富人們的高檔社區又擠滿了窮人的棚窩；巴西這個世界上反墮胎法最為嚴格的國家，每年的墮胎手術卻高達200萬例之多；巴西人號稱反對任何的社會歧視，但一位買菜的巴西家庭主婦卻會給女仆買“比喂狗的肉渣兒強一點”的劣質肉，而給家人吃的卻是鮮美的肉。
巴西人在自己的國歌里形容自己“永遠斜躺在光輝的搖籃里”，巴西人認為這份光輝來自于上帝的恩賜。為了答謝耶穌這位偉大的“老鄉”給巴西帶來美麗、平和，巴西人在里約熱內盧的科科瓦多山立了一座重達一千多噸的耶穌像。里約熱內盧也被人們賦予了“上帝之城”的美名，但在上帝的目光沒有注意到的地方，卻是充滿著罪惡和痛苦的“無主之地”。里約熱內盧的暴力犯罪率是芝加哥的2倍，馬德里的16倍，東京的33倍。不堪黑幫滋擾的民眾把自己裝扮成死尸的模樣上街游行，他們不明白，垂青巴西的上帝為什么會選擇性地把“無主之地”的罪惡、貧窮、不公給遺忘？
而這也是《赤道之南》的作者羅偉林試圖去努力探尋的答案，類似的答案也是諸多新興國家希望知道的，對于社會文化分裂的困惑，他們與巴西人一樣感同身受，他們試圖從社會制度、民族心理、歷史演化，甚至是性文化等層面去解釋社會的心理認同，去構建想象中的社會共同體。因為正如羅偉林相信的那樣：“在一個國家和民族的內心深處，總有一個地方，一個核心，是貧困和黯淡的政治環境所無法滲透的，這才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真正的精神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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