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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機反思類圖書是近兩年經管圖書最集中的主題之一，我們可以列出一長串經典書，如《碰撞：世界金融新版圖》、《峭壁邊緣：拯救世界金融之路》、《貝爾斯登的興衰》、《常識之敗：雷曼背后的金權角逐》、《大而不倒》……這類圖書主要是當事人的回憶錄及記者小說體的講述。2011年前后，斯蒂格利茨的《自由市場的墜落》與羅杰·布托《市場的麻煩》中文版出版，兩本書主要針對經濟學思想的反思，湊巧的很，兩位作者都是凱恩斯主義的堅定支持者。
庸俗點說，2008年全球危機給了凱恩斯主義者一次暢快淋漓的復仇機會，更多人愿意傾聽他們對芝加哥派的“咒罵”了。《市場的麻煩》與《自由市場的墜落》都用了相關章節來清算自由市場學說的經濟思想。
英國頂級經濟學家、匯豐銀行前任首席經濟學家羅杰·布托在《市場的麻煩》書中指出，有一大批人和機構都應該為此次次貸危機負責，但有一批理應負責的人卻逃脫了人們的責備和抱怨。他指的就是經濟學家，進一步閱讀的話，你會發現他明確指向的是芝加哥學派的經濟學家。
市場是萬能的；市場是有效的；在經濟事務中，人總是理性的；不應該允許中央銀行對經濟進行調控……這些經濟思想大都發源于芝加哥大學。布托認為，“芝加哥大學產生的這些思想應該為當前糟糕的經濟狀況負責。”
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曾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的斯蒂格利茨批判得更為刺骨，他毫不掩飾地表達出對具體個人的不快，指責前任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現任美聯儲主席伯南克、現今奧巴馬總統的經濟顧問薩默斯等當權經濟學家，“直到泡沫破滅前他們都無法預知泡沫的存在，而且即使知道泡沫的存在，他們也無能為力”。
“咒罵”和指責都不會是這些頂級經濟學者的初衷，他們的沖撞主要在于信念不同，堅守的經濟學信條不同。《自由市場的墜落》、《市場的麻煩》兩部著作都能讓我們深刻地了解到經濟思想不同，所執行的政策肯定不同，經濟建設肯定不同。思想碰撞，反映到經濟事務中，也可能是生死攸關的抉擇。
20世紀80年代，以美國總統里根和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為代表的執政者全面推行“自由市場”相關政策，宣告了凱恩斯主義的徹底沒落。但是，市場造成的結果并非總是有效的，百年難遇的危機最終爆發了。
通過翻閱許多針對2008年全球危機的反思類著作，我們發現，這場危機促成了對自由市場反思的一股思潮。這次危機讓更多的人反思自由資本主義的缺陷，而不是政府管制的缺陷。
羅杰·布托和斯蒂格利茨都認為，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顯然是市場的麻煩。布托和斯蒂格利茨的著作不斷強調市場機制在實際運行中至少帶來兩大困境，其一，效率并不總是伴隨著公平；其二是宏觀困境，即凱恩斯問題，也就是說這些自利的經濟人會相互影響，相互制約。
大崩潰的到來已經使我們深陷于宏觀經濟問題之中。布托和斯蒂格利茨給出的建議是，宏觀問題需要凱恩斯式的解決方法。我們看到各國政府也正是這么做的。2008年11月召開的G20峰會得到的一個結論就是政府應該采取凱恩斯主義政策以支持經濟活動，美國、日本、德國、中國、法國以及英國等政府都進行了顯著的財政擴張。
實際上，中國的問題更需要中國自創的思想和方法。向松祚教授在《自由市場的墜落》推薦序中引用了中國史學權威費正清的一段話表達出創建中國特色發展之路的期待，“的確有許多模式可供中國借鑒，卻不會有哪一個適合中國。富有創造性的中國人民只能依照自己獨特的方式，為自己尋找救贖之路。中國人民擁有自己獨特的過去，也必將擁有自己獨特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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