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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丹尼爾·卡尼曼
出版：中信出版社 |
2012年7月18日凌晨，美股收盤前后，紐約交易大廳上演了浪漫的一幕：新華社駐華爾街評論員被其同事當場求婚成功。大廳里爆發了陣陣歡呼與掌聲，場內交易員情緒高漲，受此“魔戒事件”的“影響”，NYSE收盤時標普500低開高走，上漲0.67%，并且同期道瓊斯指數上漲0.81%。有專業人士認為，人做金融投資決策時未必完全理性，會受到情緒波動的干擾；一個好消息會振奮精神，規避風險系數降低，因而一名交易員很可能以愉快的心情在市場上做多。
雖然為“影響”二字打上引號，因為這種絕對的正相關性，是無法肯定、值得商榷的問題，但學院理論中“完全理性”的概念的確業已式微。秉持“客觀主義”的新古典經濟學家們，認為所有個人都被假定為按經濟原則行事，相信人具有完全的理性，可以做出讓自己利益最大化的選擇，因此單獨劃分出“經濟人”的概念；197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西蒙修正了這一假設，提出了“有限理性”概念，認為人是介于完全理性與非理性之間的“有限理性”狀態，“經濟人”這種抹平主觀性的、沒有個性與偏好的假設，是將人看做了經濟動物，舍棄了自身情感與外在互動的影響，并忽略了認知能力的限制和信息不對稱等社會系統誤差，因此有很大局限性。
不過筆者的標題既然為“超魔戒效應”，當然也要考慮描述與此之外的干擾因子。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丹尼爾·卡尼曼，以其卓然的對判斷和決策制定的理性模式的質疑與深入探究，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前景模式，打開心理學及行為經濟學的新局面。
即便我們已經接受“主觀主義”的古典經濟學家對于“情感波動使人們失去理智”這一觀點，卡尼曼在《思考快與慢》中第四部分中對財富抉擇和風險規避的討論，依然令人贊嘆。他記錄下了正常人思考時出現的系統性失誤，認為這些失誤是由認知機制的構造所造成的，而非我們普遍理解的情感引起的思想“腐化”所導致。卡尼曼提出的一套思維模式分為兩部分：系統1快速、迅捷，依靠情緒、直覺與經驗做出反應，運用聯想記憶對事件作出連貫解釋，但也因此偶爾會發生“專家式”或“啟發式”的成見；系統2緩慢、深沉，以審視謹慎的態度和小心翼翼的邏輯運算得出問題的最終解決方案，然而系統2消耗能量高，時常處于懶惰的睡眠狀態，會直接采取系統1的直覺判斷結果。
偉大的數學家、經濟學家約翰·馮諾依曼、奧斯卡·摩根斯頓等，推導出風險理性選擇理論，作為決策理性模式的基礎，他們賦予了期望效用理論（Expected Utility
Theory）雙重角色：一種決策制定方式的邏輯以及對經濟人決策方式的描述。這一理論將財富狀態作為價值載體，將心理刺激和金錢的實際數量聯系在一起。舉一個簡單的例子：拋擲硬幣，正面朝上贏一元，反面朝上輸一元，那么按照期望效用理論，這一賭博的期望效用為0，人們對是否進行這一游戲持無差異態度。但是，如果此人處于破產狀態呢？那么他很可能不愿意進行游戲，因為此人已不堪重荷，于“輸一元”的結果更不歡迎。
與另一個例子對比：面對兩種選擇，1.肯定損失50萬元，2.7%可能性損失100萬元，30%可能性贏得40萬元；以期望效用理論，（-50）>（-100×0.7+40×0.3），會選擇1，但實際情況又成了，在沒有更好的選擇時，人們很有可能愿意賭一把。
推廣到“無差異曲線”，按照定義，無差異曲線上每一個位置帶給特定消費者的愉快感相同，所以可以在其上任意游走；但實際情況是，人們很可能偏好趨近初始狀態的選擇（而且通常狀況下更喜愛較小的變化）。無差異曲線忽視了偏好會隨初始稟賦改變，對最終狀態的關注其實不及“盈利/虧損”，另外，改變給人們帶來的不利之處而導致的心理刺激強度，會大于有利之處，這也是市場交易發生時，需要著重考慮的一點。
這種理論與現實的矛盾，被卡尼曼稱為“理論誘導的盲區”。理性模式的簡潔優美，以及普遍的適用性蒙蔽了許多學者，他們以系統1迅速接受了并將其作為思考工具，長時間的熟練使用產生了“專家式的偏見”，因而很難發現其中的錯誤。如之前所言，系統2消耗能量高，時常處于懶惰的睡眠狀態，會直接采取系統1的直覺判斷結果，所以懷疑精神很難發揮用武之地。
以上只是全書智慧的吉光片羽，丹尼爾·卡尼曼以一個個趣味盎然的生活性故事，展現了他對整個思維系統的全面認識。經濟學、心理學、社會學乃至整個人類學的知識，都被他拆解分析、仔細追問。一貫死板嚴肅的大部頭書籍在他手中變成了親切的“飲水機旁交談”，舍棄五花八門匪夷所思的專業術語，如卡尼曼所言，他希望給讀者“提供更豐富精確的語言來討論與理解乃至自己在判斷和決策上的失誤”，以降低這些失誤帶來的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