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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參考網讀書頻道

第1章我們要到哪兒去？

有句話要說在前面，而且要大聲疾呼，那就是：出路是存在的。
　　必須這樣說，因為我在許許多多的國家，從許許多多的人口中聽到，在許許多多的書籍、文章和博客中看到相似的論調，其數量之多簡直令人沮喪，一言以蔽之，就是“這個系統完蛋了”。有些人說得委婉些，但意思是一樣的。
　　對現行系統的主要“罪狀”做一份摘要，包括以下內容：
　　● 我們的政治已經被金錢和有害的意識形態所腐蝕。即使為了善的理由，我們也懶得去投票。
　　● 我們的經濟已經成為富人的輪盤賭、鍍金的老鼠籠，許多人在法官的判決落到自己頭上之前瘋狂地巧取豪奪。媒體上充斥著諸如“沒有就業崗位的復蘇”之類的不良論調，這樣的復蘇只能是屬于富人的。
　　● 我們的公司四處鉆營，尋求賄賂（“游說”）政治家的機會。它們肆無忌憚地制造有毒有害的廢物，卻拒絕承擔責任、收拾自己留下的爛攤子。對這個垃圾場一樣的世界，我們已經無可奈何地認命了。還記不記得，你上一次放心大膽地在野外水源飲水是什么時候的事？
　　● 我們的星球在變暖，其后果還不明確，但可能相當悲慘，而那些自作聰明的專欄作家、博客作者和電臺脫口秀中的吹牛專家，仍然能找到自以為是的理由，說這一切為什么不會發生。人們對此毫無頭緒，政府仍然縱容作惡。除了一些表面文章，什么事都沒有做。
　　● 石油正在耗盡，但我們并未真正做好計劃淘汰這種能源。
　　● 由于無法控制全球人口膨脹，全世界有超過十億人生活在規模像小國家一樣大的貧民窟中，蜷縮在紙板箱和報廢汽車里，喝不干凈的水，吃垃圾，眼睜睜地看著他們的孩子死去，而我們竟仍然在就避孕的倫理問題爭論不休！
　　我們怎樣才能解決這些問題？出路真的存在嗎？
　　最近我跟一群記者共進午餐，他們全都在中東、中亞等世界上麻煩最大、許多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地方進行過一線報道。他們每個人都認為：人類沒救了，現在做什么都太晚了。
　　哦，天啊。
　　這種絕望的觀點是基督徒被提（被提是指在一些比較保守的新教基督徒的末世論中，活著的基督徒將要同時被送到天上與基督同在，并且凡體升華成為不朽的身體。——譯者注）的世俗版。相似的宗教觀點認為，世界正坐在飛快的列車上向地獄疾馳而去，不過善人會在最后一刻獲救，被帶到天堂里戴著王冠的耶穌跟前，其他人則統統要被燒死。再見，謝天謝地，總算結束了。
　　無論如何，我既不相信駛向地獄的列車，也不相信被選中的救贖。如果我相信，就不會寫一本名字叫“人類的出路”的書了。我會搬到某個遙遠的地方生活，喝光最后的好酒，伏在用帶刺鐵絲網攔起的柵欄后面，手握獵槍，將走投無路的暴徒擋在門外。
　　政治是個泥潭。有太多的政治家把說謊當成家常便飯，毫無廉恥和愧疚感，這是事實。但是也有許多誠實的政治家，也有懷揣讓世界變得更美好這一深切渴望的選民。變化是可能的，改革是可以做到的。我們的經濟是富人的輪盤賭——沒錯，只要看看高盛就知道了，而且距離世界上絕大多數人越來越遙遠。但是我們可以用自己的不滿撬動變革的杠桿，而且的確存在更好的模式。太多的公司成了沒有良心的掠奪者，但是它們能夠被馴化和改造（從內外兩個方面），然后帶著全新的目標重新上路。我們甚至可以把全球化變成一種正面的力量。全球變暖是真實存在的，但我們知道如何補救。雖然這并不容易，但是絕對可行。地球上的人口太多了，但我們也知道應對的辦法。
　　借用貝拉克·奧巴馬（在他深陷美國聯邦政治的泥沼之前）的一句口號，那就是：“是的，我們可以。”
　　我們并非別無選擇。我花了幾年的時間閱讀關于問題解決方案的資料，跟持贊成和反對觀點的人們交談。許多解決方案都很巧妙，甚至不乏天才的創意，兼具實踐和經濟上的可行性。這些解決方案有技術的、政治的、經濟的，還有社會工程方面的。有些看來不難實現，有些實行起來則很困難。但是大部分都是理想狀態下的解決方案，只針對一個單獨的問題。幾乎所有方案都忽略了人口和經濟增長的關鍵問題，很遺憾，這意味著失敗。
　　你不可能單獨解決這些問題中的任何一個。但是如果你試著同步解決所有的問題，則會收獲頗豐。
　　每件事情都是相互聯系的，這是關鍵。解決方案就存在于聯系之中。
　　讓我們來試著做一個思維實驗，這是如今流行的方法。我們用塞布爾島來代表地球，這是大西洋中一座有趣的弓形小島，距離任何一塊陸地都有100公里以上。跟地球一樣，塞布爾島是一個封閉的生態系統，在它的地域范圍內，生物圈達到了平衡。小島的居民數量基本穩定，包括鳥類、一群數量在400匹左右的野馬和數目不定的季節性棲居的海豹。生態系統的能量來自陽光和雨水，它們讓草木生長，為島上的居民提供食物。能量基本恒定，有可能減少，但能夠增加的量微乎其微。整個生態系統是自給自足的。馬兒吃草，它們的糞便為草場提供肥料。如果馬的數量太多，每匹馬能夠得到的食物減少，再趕上一個缺少雨水的年份，馬就會死亡，從而使種群的數量恢復平衡。
　　塞布爾島不是真正的天堂，因為這里霧氣太重，天氣太寒冷，整個環境太脆弱了，但它在一種可持續的平衡之下達到了穩定。接下來，想象一下，如果你在這個不太像天堂的地方引入一個好奇的、精力旺盛的、積極進取的物種——人類，將會發生什么？
　　人類的天性就是種植、建設、發展。為了照拂他們帶來的家畜和種植的作物，他們蓋起了房屋、廠房、工棚和谷倉，所有這些都減少了野馬的食物來源。因為人類喜歡馬，便開始喂養和照料它們。這是他們的責任，不是嗎？于是馬的數量增加了，進一步破壞了草場，所以必須從外部進口草料。與此同時，人類需要用更多的水來灌溉、飲用、做飯和洗浴，不穩定的地下水位開始下降。鹽水滲入——畢竟整個小島只有一公里寬，因此必須引入海水淡化技術。可持續能源還夠用嗎？僅靠太陽能不行，不過也許可以利用風能。于是，人類把半個小島裝上了風力發電機。可是這還不夠，需求還在增加。他們開始進口柴油，這就需要碼頭和管線，還有油箱、火爐和煙囪。然后他們需要技師來做維護工作，還需要更多的人來為技師服務——廚師、司機和其他雇傭勞動力。人口在膨脹。旅游者想到島上來看野馬，他們要用水，還需要新的排污設施，但是地下水位已經太低，污水也必須被收集起來排放到別的地方去。馬兒必須被關在圍欄里，它們不再是野馬了，這也是為了保護它們……
　　這是一連串的連鎖反應，每一個問題都影響到其他問題。如果不把它們當成一個整體來對待，任何問題都解決不了。
　　在塞布爾島的案例中，你可以快速地解開這一團亂麻。把人統統送走，就可以避免一切麻煩。
　　但是對于整個地球來說，就沒這么簡單了。沒有可以從外部進口的資源，也沒有地方去丟棄廢物。我們只能耗盡自然資源，然后生活在自己制造的麻煩中。這正是我們正在對我們的星球所做的事情。
　　答案很簡單：停止擴張，不要耗盡資源，不要制造垃圾。這就是出路。
　　真正的問題，也是唯一的問題，是如何去做。
　　解決方案具有聯動效應
　　愈演愈烈的全球變暖/氣候變化危機、持續的（或許是在減緩的）人口爆炸，以及以石油為基礎的化石燃料經濟不可避免的終結，既是問題，也是機遇。有了從一系列讓我們碰壁的死胡同中退出的強烈動機，以及重建一種可持續的工業文明的愿望，我們不但能夠避免災難，而且能夠有所成就。
　　同危機一樣，解決方案具有聯動效應。一旦作出我們實際上可以有所作為的關鍵決策，解決危機就變得容易了。記住，如果說危機會彼此強化，那么解決方案也會。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機——自由放任環境下持續增長的資本主義的危機，恰恰證明了這一觀點。
　　要從這些日趨集中的危機中幸存下來并獲益，地方和全球的政治、經濟都必須重組。幸運的是，這些目標有著相互重疊和彼此強化的部分。
　　首先，我們必須通過解決能源危機來應對氣候變化的問題。石油的使用已經達到極致，全球變暖正是為全球經濟發展提供動力的現行能源結構的產物。我們不能簡單地依靠換一種燃料解決能源問題，但是我們可以通過一系列簡單（盡管代價高昂）的政策變化，有效地管理向后化石燃料時代的過渡：投資綠色基礎設施、重建電網和輸電設備、發起效率革命、懲罰掠奪能源的行為、補貼替代能源，等等。這些觀點早已成為常識，只不過剛剛開始付諸實施。然后我們必須重新審視核能的重要性。
　　經濟對策。這不僅僅意味著阻止（或者修復）經濟危機、懲罰銀行家，更重要的是，要將經濟作為一個系統來看待，包括對永續增長和消費主義執迷不悟的堅持。我們需要讓所有的經濟活動朝著可持續性的方向轉移，促進經濟的“非物質化”，盡可能地貼近一種穩態經濟。這種經濟模式的目標是無增長的發展，在不致陷入衰退的前提下停止增長。
　　對公司資本主義的泛濫加以管制。我們必須嚴肅對待公司泯滅良知的現實。誠然，它們能夠創造財富，但是它們也會變得貪婪和兇殘，而且它們的規模也太大了。
　　政治對策。應對民主赤字民主赤字是指政府的政治治理與民意相差巨大，即由高層管理者構建的上層建筑得不到民主的支持。——譯者注：重新發動民眾，迫使政策與特殊利益脫鉤。我們必須制止特殊利益集團的金錢對民主的腐蝕，及其導致的各級議會的墮落。在當前的制度下，我們不能再依賴政府提出解決方案。
　　全球化對策。改良其最糟糕的部分，提倡其最好的部分。這意味著改革跨國公司和國際貿易制度，同時通過開源的、普及的和全球化的教育使這些對策全球化。
　　消除極度貧困，或者至少減少貧困，保證外國的援助用于基礎設施建設和教育。
　　正面應對人口零增長的概念，探索理想人口數量的理論，穩定人口數量。如果說能源、增長及相關問題是我們所面臨困境的肌肉和骨骼，那么人口數量就是深藏其中的神經，影響到我們做每一件事。結果是，如果不解決人口問題，要解決食品危機、污染危機，以及一系列大大小小的災難就毫無希望。倫敦經濟學院的一項研究指出，為了防止氣候變化，與采用傳統的綠色技術相比，在全球范圍推廣必要的避孕措施的成本可以低至1/5。他們建議把計劃生育作為減少排放的首選方法。持續的人口增長和不可持續的經濟增長是一對連體兒，我們必須把這兩個問題放在一起解決。
　　最后，通過多方面的社會改造控制人類活動的規模，包括工農業生產分散化的激進變革（以減少交通運輸量和促使本地就業最大化，發展穩健的地方經濟）和能源組合中“分布式”（即分散化）發電比例的提高。換句話說，采取那些讓社會自我改造的政策。
　　乍一看，這個任務令人望而生畏。悲觀主義在全球深入人心，尤其當我們親愛的領導人以一種自取滅亡的姿態證明他們的無所作為時。直到金融危機來襲，將所有“關于愿景的內容”逐出政治家的頭腦，進而逐出公眾的話題范圍，美國才可能東山再起。但是金融海嘯過后，債務像氣球一樣膨脹（可能在銀行家當中例外），為任何救市措施投入的金錢似乎都未見效果。
　　在政治失調和公民冷漠的背景下，很容易延續過去的做法：尋找痛苦最小的地方著手，小打小鬧，修修補補。但是我們很快就不得不面對這些眼下已經很明顯的問題的升級版本：過多的人口、持續的環境惡化、更多的極端天氣、日益嚴重的食品短缺、環境難民、為爭奪日益稀缺的自然資源而發動的戰爭，地球已經不堪重負。
　　不過，我們面前的選擇并非像伍迪·艾倫所描述的那樣：“人類有史以來第一次站在岔路口。一條路通往無望和絕望，另一條通往滅絕。讓我們祈禱我們有智慧作出正確的選擇。”如果我們以正確的方式做正確的事，當前的危機可以成為創造性思維的催化劑。這意味著丟棄整整一車的根深蒂固的教條（技術的、政治的、經濟的），也意味著開創全新社會系統的新時代。許多行業將會消失，但資本主義的“創造性破壞”會催生許多新的行業。衰退系統中的創造就業和停滯經濟中的消費主義等難題，都可以通過同樣的方式得到解決。
　　這絕不是一項簡單的任務。誰說應該是呢？
　　改變我們的生活和思維方式是相當具有破壞性的，不過什么都不做的破壞性更大。這將是一項艱巨的工程，別相信那些把事情說得很簡單的人。這項工程不會造價低廉，而是需要消耗大量的財富，即使對發達經濟體也會造成困擾。但是在世界上的許多地方，在許多小的方面，朝可持續方向的轉型已經在進行。是時候擴大這些努力了，縱觀大局，放眼未來。
　　只要我們努力去做，就能成功。我們可以達到一個理想的人口數量，維持現有富足的生活水平，甚至過得更好，同時減輕對地球的破壞程度。
　　這是多么振奮人心！
　　可持續性是過度發展的解毒劑
　　要完全解決這個問題，我們首先需要事實，但也需要一種理念——一個我們可以將事實置于其中加以審視的框架。相對于以信仰為基礎的科學，我們更需要以科學為基礎的信仰，一種人類全體有能力讓改變發生的信念。
　　我們需要有這樣一種政治視角，即看到大多數工業化國家在2009年通過的一攬子經濟刺激計劃在實踐中不幸受挫。從這種視角來看，每個人都是漫長的、時有悲哀發生的人類文明史上最偉大工程的一部分，雖然微小卻能發揮作用。這項工程將拯救我們自身以及與我們共同生活在這個脆弱的小星球上的其他生物。這項工程將使人類擺脫自我強加的對這個星球掠奪的苦役，讓人類重新對自然界的豐饒與稟賦感到驚奇和贊嘆。
　　與此同時，我們可以從這里開始：
　　即使在大蕭條之后的復蘇時期，經濟學家也沒有認識到這樣一個科學家早已明了的事實：我們星球的大小是固定的。地球是一個封閉的生態系統，它不能擴大，只能自給自足。在封閉系統中，你也不可能把任何東西扔到系統之外。正統的經濟學家一直以來卻忽視了這一點。系統的總規模——土地面積、水體總量、空氣密度、地下礦藏儲量，都是固定的。由此得出的結論很簡單，以至于寫下來都會顯得可笑：地球的全部財富就是它維持生命的能力，所有的經濟體都只不過是生物圈的一個子集。
　　人類已經構成哲學家布賴恩·斯威姆（Brian Swimme）所稱的“宏觀力量”，即我們現在對地球的影響力已經可以與導致冰河紀和物種大滅絕的力量相比，“而我們對此的責任感和道德評判卻微乎其微”。
　　管理大師彼得·德魯克通過對比，讓這一老生常談變得很形象。他說：“只有當人類在自然界中發現了某個東西的用途，并賦予它經濟價值，這個東西才成為資源。在此之前，植物只是雜草，礦物只是另一種石頭而已。”他的說法成為掠奪者的信條，現在應該是一種恥辱。正是這種有害的信條支持了我們現在的諸多惡行。
　　所有的經濟活動和政治決策都遵從這些簡單的信條——它們確實很簡單。除非在非常短的時間期限內，否則任何超過地球能源儲量的人類活動都是不可持續的。
　　從相當長的地質年代來看，地球并不穩定。災難可能來自外界，比如說，一顆小行星的撞擊導致了恐龍的滅絕。災難也可能來自騷動的內部，火山爆發與幾次物種大滅絕都有關系，其中發生在75 000年前的那一次差一點扼殺了襁褓中的人類。但是五萬多年來——遠遠超過人類文明存在的歷史，就像塞布爾島一樣，地球生物圈達到了平衡。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一千多年來，一直追溯到有相關歷史記錄之前，大量溫室氣體被排放到大氣中，尤其是二氧化碳，數量之巨大遠遠超人類能夠產生的總和——氣候變化專家經常提到這一觀點。但是同期自然的二氧化碳排放能夠被生物和海洋吸收，從而使其在大氣中的含量保持平衡。所以自然排放超過人類排放這一事實從來就不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可以說根本無關緊要。自然排放能夠自我抵消。相反，燃燒化石燃料產生了新的不能被抵消的排放。
　　很容易解釋問題是如何產生的。假設水流過漏斗，流入和流出的量恰好平衡，那么漏斗里的水永遠不會溢出來。但是如果流入量增加一點點而流出量保持不變，水就會在灌滿漏斗后溢出來，弄得你滿手都是水。人類制造的二氧化碳就是增加的那一點點水流，雖然很少，卻足以令系統失衡，而且如果不馬上矯正，大氣的漏斗就會溢出。沒錯，那會給我們帶來大麻煩。
　　因此，政策處方的目標應該是維持地球的自然平衡。如何做到這一點，需要付出多大代價，以及采取何種機制，這些都是基本問題。檢索討論氣候變化的文獻資料，你會發現“可持續發展”和“可持續增長”這兩個詞重復出現了無數次。它們看起來也很簡單，但這種簡單是具有欺騙性的。這兩個詞經常被當成同義詞使用，但實際上它們的區別很大。歸根結底，除了在自我提升的語境中表示令你成為一個更有成就的人之外，“增長”這個詞的意思是變得更大，而不是變得更好。另一方面，“發展”則是一個語義相對含糊的詞，有多種解釋。它可以指增長，但也可以指質量而不是數量的提高，還可以指潛力的發揮。如果說可持續增長是可能的，那么可持續發展更加言之成理。地球的封閉生態系統不能增長，卻能夠發展。
　　可持續發展的定義最初由布倫特蘭委員會（Brundtland Commission）［即1983年成立的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當時的委員會主席是格羅·哈萊姆·布倫特蘭（Gro Harlem Brundtland）夫人］和莫里斯?斯特朗（Maurice Strong）在1992年的里約熱內盧地球峰會上提出，其含義是：既能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然而這個術語的概念仍不夠明確，而且常常被濫用。例如，《聯合國2005年世界首腦會議的成果》（UNs World Summit Outcome）這一文件詳述了這一觀點：可持續發展包括“經濟發展、社會發展和環境保護的融合，使之成為相互依存、相互加強的三個支柱”。但是該文件在增長和發展的問題上又一次含糊不清，稱“發展不應被簡單地理解為經濟增長，它還是個人和群體享有更加令人滿意的智力、情感和道德精神生活的手段”。
　　加拿大政府同其他許多國家政府一樣，一直在犯這樣的錯誤，并且試圖掩蓋結果，以致我們心安理得地認為，可持續的含義大抵如此。實際上財政部對可持續發展的定義是這樣的：“在對環境無害的政策和實踐基礎之上的長期可持續的經濟增長”。在財政學家的眼中，環境惡化只有在損害到經濟增長的情況下才值得重視。唯恐你看不明白，他們還補充道：“經濟增長仍然是最重要的政策目標，其他一切都必須以其為基準來考量。”
　　當然，這些專家是經濟學家，而抓住經濟學家的無心之失不放，最近已經成為評論家的消遣。《經濟學人》挖苦道：“在所有被戳破的經濟泡沫中，沒有哪個導致的后果比經濟學本身名譽掃地更糟糕……若干年前，‘沉悶的科學’還魅力十足，被說成是能夠解釋從毒品交易到日本相撲的一切人類活動的方法……約翰·麥凱恩（John McCain）曾經拿時任美聯儲主席的艾倫·格林斯潘開玩笑說，他太不可或缺了，以至于如果他死了，美國總統會‘把他立起來，給他戴上一副墨鏡’，假裝他還活著。伴隨80年來最嚴重的經濟災難而來的是，經濟學的聲譽一落千丈，人們對經濟學界心懷怨恨，經濟學界本身也深感愧疚。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在最近的一次演講中說，宏觀經濟學在近30年的多數研究，說得好聽點是毫無用處的，說得難聽點甚至是有害的。美國著名經濟史學家巴里·艾興格林（Barry Eichengreen）說，危機‘讓我們開始懷疑我們所知的有關經濟學的一切’。”
　　我們是大腳
　　用來解釋可持續性的概念之一是“生態足跡”，由馬西斯·瓦克內格爾（Mathis Wackernagel）在地球理事會（Earth Council）的一項研究中首次提出。他將“足跡”定義為“維持特定數量人口的一定物質水平的生存所需的土地和水域面積”，并建議在個人、地區、國家和全球經濟的不同層面上進行考察。他提供的數據指出，從20世紀80年代后期起，人類每年的資源消耗超過了當年的產出，因此全球社會的生態足跡已經超過了地球所能夠提供的容量。
　　一種描述足跡的更靈活也更有用的技術方法稱為IPAT公式，即I=PAT，式中P代表人口，A代表富裕程度，T代表技術，或者說人類勞動能夠通過機器擴展的程度；三者的乘積為I，代表影響力。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工業化國家留下的生態足跡最多，這幾乎不是什么秘密。加拿大哲學家、作家羅納德·賴特（Ronald Wright）在《失控的進步》（A Short History of Progress）中對此作了簡潔的描述：“我們把環境標準從貿易協定中剔除出去……就像懷著不法欲望踏上獵艷之旅的游客一樣，我們在窮人中間干著最骯臟的事。”
　　我們超過地球再生產能力的程度究竟有多大，仍然是爭論的話題。全球足跡網絡（Global Footprint Network）2010年的分析稱，“我們的生態足跡超過世界再生產能力約25%”，也就是說，我們需要1.25個地球來維持現有的消費方式。世界自然基金會（World Wildlife Federation）在2008年的《地球生命力報告》（Living Planet Report）中稱，到21世紀30年代中期，我們將需要兩個地球來維持現有的生活方式，全球3/4的人生活在生態負債國，即國家的消費超出了本國的生物承載力。（從地區分布來看，只有未加入歐盟的歐洲國家、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在它們的生物承載力之內。）美國經濟學家、哈佛大學前教授戴維·科滕（David Korten）的提法略有不同：“以一種可持續的模式維持工業化國家現有的經濟福利水平幾乎是不可能的……那需要兩到三個地球。”
　　無論結論怎樣，大家都認同生態足跡最大的國家是中國和美國，人均生態足跡最大的國家是美國和澳大利亞，阿聯酋、科威特和丹麥緊隨其后。加拿大的排名也比較靠前。
　　我們現在知道，人類犯過很多錯誤。全世界一半的森林消失了，在中國這個比例更高。森林正在以大約每兩秒鐘一公頃的速度消失。一半的濕地和1/3的紅樹林消失了。全世界90%的掠食魚類滅絕了，75%的海水漁場在減產。物種消失的速度比正常速度快了1 000倍。我們天真地以為自然的疆域是無限的，而且能夠無限地吸收污染。我們以為自然能做的都能簡單地靠技術復制。實際上我們錯了。
　　這本書就是關于我們應該怎樣做的。我們并不缺少指引。千禧承諾組織（Millennium Promise organization）的創始人、經濟學家杰弗里·薩克斯（Jeffrey Sachs）提出了三項基礎性變革：在全球發展和推廣以最小的環境影響換取高度繁榮的可持續技術，穩定全球人口數量，幫助最貧窮的國家逃離貧困陷阱。
　　貝拉克·奧巴馬的科學顧問約翰·霍爾德倫（John Holdren）也喜歡“3”這個數字，不過他忽略了人口問題：“人類福利建立在三大支柱的基礎上，對三者的保護和提升構成了社會的核心職責。”他認為王國的三把鑰匙是：第一，“經濟條件和經濟過程，如生產、就業、收入、財富、市場、貿易和所有輔助技術”；第二，“社會政治條件和社會政治過程，如國家和個人安全、自由、公正、法律、教育、醫療、對科學和藝術的追求，以及公民社會和文化的其他方面”；第三，“環境條件和環境過程，包括地球上的空氣、水、土壤、礦藏、生物圈和氣候，以及對其有影響的所有自然和人為的過程”。霍爾德倫認為，爭論這三大支柱究竟哪一個最重要毫無意義，因為每一個都是必不可少的，“就像一張三條腿的凳子，任何一條腿斷了，凳子都會倒下，人類福利依靠的是這三大支柱的整體功能”。
　　“社會政治條件”、“全球可持續技術”、“人為的過程”都是有價值的、必需的、重要的，但是其中沒有什么振奮人心的內容。不是嗎？雖然它們都是重要的概念，卻枯燥無味。作為救世主的可持續性像一個反應遲鈍的孩子。我喜歡克里斯·特納（Chris Turner）對可持續性的總結：“這沒說明多少，不是嗎？如果用這種方式來描述你的婚姻……你不會滿意的。”
　　我們需要一個更大的愿景。
　　盡管我們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人類對環境的影響仍然在增加。世界經濟增長放緩只意味著情況惡化的速度略有放慢。
　　“多少才意味著太多？”這是個政治問題。關鍵不在于能否實現增長——實際上，增長是能夠實現的——而在于增長對于生活質量的影響是怎樣的。小說家、生態學家弗蘭克·赫伯特（Frank Herbert）——其最著名的作品是描寫沙漠行星的《沙丘》（Dune）——曾經寫道：“在任何生態系統中，在有限的空間內超越一個臨界點，自由隨著數量的增加而減少。有限的星球生態系統中的人類如此，密閉燒瓶中的氣體分子也如此。人類的問題在于系統究竟能夠養活多少人，這些人能夠維持什么樣的生存狀態……生態學的最大作用就是理解結果。”
　　我們需要充滿感情地理解地球飛船，為它不可思議的復雜，為它絕對的獨一無二，為它的脆弱。然后我們就知道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不能用盡所有的資源，不能削弱生態服務；不能超過地球吸收廢棄物的能力，不能肆意繁殖。這樣我們的行為就無可指責。
　　悲觀的預言者對我們是有幫助的，他們的苛責是必需的，但我們不再需要他們了。我們不僅要阻止事態惡化，還要讓它朝著更好的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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