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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敘事結構崩塌：一個不再熟悉的世界

我曾一直期待21世紀的到來。
　　在20世紀90年代，我們大多數人都是這樣，一切向前看。一切事物似乎都在加速發展，無論科技進步還是市場發展。幾乎所有地方的演示文稿（PPT）上，都一律使用陡急向上的曲線表現收入、計算機運用、二氧化碳排放等項目的增長速度，而且其速度本身還在成倍加快。
　　摩爾定律應運而生，它是英特爾創始人戈登·摩爾于1965年提出的一項關于科技進步的經驗法則。它告訴我們，計算機運算速度每兩年就能提升一倍。與此同時，其他事物似乎也在以翻倍的速度發展，比如股市指數、醫療賬單金額、網速、有線電視臺的數量以及社交網絡的規模。我們被告知，已不再是單單調整自己適應單一變化，而是要適應不斷加速的變化本身。我們面臨著未來學家阿爾文·托夫勒所描繪的“未來的沖擊”。
　　于是在那個年代，所有人都信奉一切向前看。與其說特別期待某件事，還不如說我們只是簡單地向前看。潮流先鋒和時尚達人們成了我們周圍拿著高薪的顧問，承諾提供關于未來潮流風向的獨家消息。書店書架上塞滿了各種樂觀向上的圖書，以“A的未來”或“B的未來”作為標題，最終又被各種悲觀論調的書籍取代，標題換成了“A的終結”或“B的終結”。話題背后隱藏著一個更重要的事實：它們要么有未來、要么沒有，而后者可能更令人信服。
　　在新技術、新理論、新商業模式、新運作方式的刺激下，我們都成為未來主義者。這些新事物帶給我們的不是簡單重復，而是一些不同的東西：一種帶有不確定性的轉變，但至少可以確定的是其重要性前所未有。每過去一年，我們似乎就距離召喚著我們的“混沌吸引子”更近一步。我們每進一步，時間本身似乎就流逝得更快。別忘了，當時可是一個千年里最后一個世紀最后一個10年中的最后幾年�；仡�20世紀90年代那喧囂的、經由網絡放大的長期繁榮，其主要特征似乎體現在向前看的姿態、對結論的渴望、向2000年的沖刺以及日歷一頁頁翻過進而迎來下一個千年。
　　盡管2000年仍屬于20世紀，但它稱得上是里程碑式的一年，是在為千禧變化的大戲提前走位。我們期待著這種變化，就像狂熱的教徒們準備迎接基督降臨一樣。對我們大多數人而言，對“千年蟲”的預期倒少了些許宗教色彩，此前計算機系統編碼中一直將年份設置為兩位數，但照章滾動到“00”就出現了問題。電梯會停梯，飛機會墜毀，核電站將不再為反應堆芯降溫，我們認識的這個世界都將終結。
　　顯然，就算這些變化都沒把我們折騰夠，恐怖分子還在一旁等著呢。早在“9·11”恐怖襲擊事件發生前，美國人就不得不加強警戒，防備有人對1999年12月31日晚紐約時報廣場的跨年慶典下手。西雅圖甚至因為擔心有襲擊陰謀而取消了慶祝活動。CNN的跨年報道幾乎覆蓋全球，一個時區接一個時區報道各地迎來午夜時分的場面，觀眾們甚至可以比較一下埃菲爾鐵塔和自由女神像上方綻放的煙火哪個更壯觀。不過，那天晚上一處又一處報道下來，世界各地沒有什么驚天大事發生反倒成了最大的新聞。從奧克蘭、香港、開羅、梵蒂岡、倫敦、布宜諾斯艾利斯到洛杉磯，到處都安然無恙。所有飛機都飛得好好的，（考慮到安全問題，荷蘭皇家航空公司旗下只有３架飛機照常起飛），均未報告任何一起恐怖事件。這讓千禧夜的結尾收得平淡無奇。
　　不過，就在我們從20世紀進入21世紀的那個夜晚，的確發生了一些改變。那種“向前看”的沖勁似乎減弱了，迎接未來更多地變成了守住當下。人們不再展望事物的發展走向，轉而開始思索其當下的狀態。
　　舉例來說，在金融領域，一項投資的未來價值從此顯得沒有其現有價值重要。進入新千禧后不過10個星期，主要股指就打破歷史最高紀錄，其中側重科技股和未來收益的納斯達克指數更是沖上了5 100點。自此以后，股市開始下滑，至今也沒能完全恢復。誠然，互聯網泡沫破滅算是肇因之一，但股市疲軟與數字技術成敗毫無關聯，卻與更宏大的社會轉變息息相關，人們從期待未來轉向重視現有價值。人們不再展望未來，轉而開始關注當下。對一項投資而言，“總有一天”能價值幾何顯得不再那么重要，比起“總有一天”，人們更看重“今天”。一只股票有什么故事可講，也就是說有什么未來升值的跡象，開始變得沒有股票實際的實時價值重要。我的股票現在值多少錢？我手頭到底有多少？我的份額現在價值幾何？
　　股市無限擴張只是在以未來為重心的文化基礎上誕生的眾多故事之一。20世紀那些偉大的“主義”（從資本主義、共產主義、共和主義、烏托邦主義到彌賽亞主義）無不依靠宏大故事才能推動自身發展。在人們眼里，沒有一樣能在短期內或當下就發揮作用。它們都允諾一個更美好的未來，但都需要人們先熬過不那么美好的今天。（或者它們至少也能為當下提供一些總比過去所有痛苦稍好的條件。）最終結果能讓一切手段名正言順。今天的戰爭意味著明天的解放，今天的忍耐就是明天的救贖，今天的工作是為了明天的獎勵。
　　這些故事曾長期令人信服，尤其是在美國，樂觀主義和對未來的重視似乎可以被視作其民族性格。移民為了尋求更好的明天，冒著生命危險橫跨大洋來到這荒野中定居。新世界需要書寫新故事，而新故事給我們帶來了前進的動力，號召我們為未來而活。新教徒那種今日努力奮斗只為明天更加美好的工作理念在美國深深扎根，其牢固程度遠勝于其他任何地方，部分原因在于新大陸當時擁有富饒的尚未開發的資源，以及給人帶來的那種廣袤無垠的感覺。當歐洲懷抱著代表過去的博物館和文化時，美國卻自認為正在開辟新天地。
　　時至“二戰”結束，這的確變成現實。唯一不同的是，美國的新天地不再是開辟新疆土，而是研發新技術、開拓新市場、提出新理念，從而不斷發展經濟，展開新的故事篇章。就如摩門教將《圣經》的古老故事引入當今的美國一樣，從火箭船到計算機芯片，科技將把美國昭昭天命的故事繼續引向未來。盡管人們對“美國夢”的解讀不盡相同，但幾乎都依存于鼓舞我們前行的同一類故事。從經濟上、政治上到精神上，我們都靠這些故事支撐著。
　　這些故事合在一起，幫助我們構筑關于生活、國家、文化和信仰的敘事傳統，我們采取故事的方式體驗和描述世界。在這種敘事風格的鏡頭下，美國不僅僅是我們生活的地方，還關乎一個民族經過漫長歲月一路走來的旅程。蘋果公司不僅僅是一家智能手機制造商，還關乎兩個在車庫里開始創業的年輕人，他們夢想著人類有一天能憑借對技術的駕馭發揮巨大創意。民主不再是統治的方法論，而是一股解放人性的推動力。污染也不僅僅是工業領域的責任，更是一場關乎整個人類文明存亡的滅頂之災。
　　講故事本身就成為一種公認的文化價值。在數百萬全神貫注的電視觀眾面前，神話學大師約瑟夫·坎貝爾向PBS（美國公共電視網）的比爾·莫耶斯講述故事如何搭建人類文明的基本架構。在這類關于“神話的力量”的電視節目的激發下，大批電影工作者、廣告人、管理學家將講好故事的原則納入日常最基礎的工作中。就連大腦研究學者也認同，敘述是認知構成中的一項基本要素。正如凱斯西儲大學學者馬克·特納所言：“敘事性的想象（故事）是形成思想的基本方法。推理能力的培養也以它為基礎。它還是我們展望未來、預測、規劃和解釋的主要方法。”科幻小說作家娥蘇拉·勒瑰恩也說過：“從《長發公主》到《戰爭與和平》，故事是人類發明的促進相互了解的一種基本工具。曾有過偉大的社會不使用輪子，但沒有一個社會不講故事�！�
　　用系列故事體驗世界有助于找到其來龍去脈，這對人們有慰藉作用和指引作用。此外，它們還能幫助人們消除障礙，將其重塑為通往更佳地點的道路上或臨近旅途終點的一處小小顛簸。只要還有足夠的沖勁、前進動力和戲劇張力，我們就能暫且克制住自己的懷疑，繼續留在故事中。
　　20世紀末顯然給了我們足夠的沖勁、動力或張力，或許給得太多。時光回溯至20世紀中葉有些古怪的1965年，影片《歡樂滿人間》獲得了5項奧斯卡獎，搖滾樂隊“感恩而死”舉辦了第一場演唱會，《太空仙女戀》在NBC（美國全國廣播公司）首播。那一年還見證了人類第一次太空漫步、超文本的發明，以及第一次成功運用人工呼吸機，這些事件、發明及其他事物帶來了太多、太快的變化，以至于阿爾文·托夫勒受其觸動發表了名為“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未來”的文章，并在文中首度提出“未來的沖擊”這一說法。
　　我們能預見到，火山爆發式的錯位、扭曲和逆轉不僅會發生在我們的社會結構中，還會發生在價值體系中以及個體對現實的感知和構想方式中。這樣大規模變化的速度還在不斷提升，這會讓大批人感到迷失、困惑甚至崩潰……就連最有學問的人今天仍假設社會是相對靜止的，他們最多也就是嘗試按照當今潮流策劃一些簡單的、線性的任務。這樣的結果就是在未來到來之前沒有做好迎接它的準備，簡而言之，就是未來的沖擊。
　　托夫勒認為，事物變化得太迅猛會讓我們很快喪失適應能力。新藥物能延長我們的壽命，新醫療技術能夠改變身體或基因組成，新技術會淘汰某些職業或實現即時通信。就像移民初到一個國家會感受到文化的沖擊，我們也會很快面臨未來的沖擊：一睜眼發現世界早已改頭換面，已經認不出來了。讓我們失去方向感的并非是某種特別的改變，而是改變的速度本身。
　　因此，托夫勒建議我們所有人都變成未來學家。他希望孩子們在學校里閱讀更多科幻小說，參加一些講授“如何預測”的特別課程。對托夫勒而言，缺乏基本的預測能力儼然就是“當今世界功能性文盲的表現形式之一”。
　　在很大程度上，事情的確就是這么發生的。我們沒有在小學階段學習未來學課程，卻從流行文化和商業文化中勉強學到了有關未來學的內容。我們或多或少都已成為未來學家，在角落里窺測下一個大事件，甚至再下一個大事件。不過我們就這樣過來了。這里，當下。我們來到了未來。從這一刻起，故事真的土崩瓦解了，我們開始體驗 “當下的沖擊”引起的第一項真正癥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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