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中國處于社會矛盾和沖突的高發期。而諸多社會矛盾和沖突，顯然主要是一個社會治理問題，是一個政府缺位和越位的問題。如汪洋最近所指出的，“有些領導腦子里面就只有發展經濟，社會建設有什么問題以后再說！文化建設有什么問題以后再說！污染怎么樣以后再說！經濟上要干的事，千方百計！生活上有什么問題，也要先生產后生活。”把經濟建設為中心片面理解成唯經濟建設中心，政府強勢主導經濟增長，荒廢了社會治理的天職，社會問題叢生自是順理成章。這也就是說，當下諸多社會矛盾和沖突，很大程度上是陳舊的發展觀所致。思想解放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從陳舊的發展觀中解放出來。
經濟增長在任何時候都是重要的，但這不等于就需要唯經濟建設中心。經濟增長不是萬金油，不是所有的經濟增長，都自然而然地帶來社會的發展。沒有社會的制衡，沒有普世價值的制衡，政府強勢主導的片面的經濟增長就會是盲目的增長，就會最終異化，成為與人的發展，與社會的發展，與文明的發展對立的一種力量。
政府強勢主導的片面的經濟增長，必然伴生形形色色的社會問題，導致高昂的社會成本。為什么經濟對外依附性過強的局面難于改變？是因為內需沒有拉動。為什么內需不能拉動？是因為普羅大眾長期的低工資低福利。如果說低工資是我們民族企業的一個國際競爭優勢，不宜于過早放棄這個優勢，那么，由此造成的普羅大眾的實際收入的降低，本應由國家提供的普遍福利來彌補。而事實上，經濟高速增長創造了稅收和財政的高速增長，國家并不是沒有錢來提供普遍福利。但普遍福利一直缺位，本應是國家作為主要出資者的全民社會保障，卻主要靠商業性的社會保險來替代，普遍福利的負擔就這樣轉嫁給了企業和勞動者，使勞動者并沒有多少實際受益，也使企業更加不堪負荷。
進一步追問，為什么普遍福利難以實現？高昂的行政成本及腐敗成本當然是制約因素，但最重要的制約因素，還在于項目拉動、投資拉動的政府主導型的經濟增長模式沒有實質改變。在先生產、后生活的傳統觀念的主導下，不顧一切保增長，集中一切資源用于拉動增長，就成了政府的主導思維。這種思維本質上是一種戰爭思維，它把發展經濟當作一場在總量上趕超競爭對手的經濟戰爭。而但凡是戰爭就必然有代價，就必然要犧牲很多人。所謂基本權利，所謂公平正義，所謂普遍自由和普遍幸福，所有這些制衡因素都不能不統統讓位。總量趕超的經濟戰車呼嘯前行，它以速度為最高追求，把所有的制衡都當作惡意干擾無情地碾過，全然無視必然伴生的血淚和呻吟。
不顧一切，不惜一切代價的經濟增長，即唯經濟建設中心，所不顧的主要是基本權利，所不惜的代價主要是人的代價。只有自由的發展才會最終導向發展的自由，不自由的發展，最終不免導向發展的歧途，即人的負發展、社會的負發展。經濟的高速增長與提升普羅大眾的生活品質沒有多少關系，與普羅大眾的生命需要沒有多少關系，不能讓社會中的絕大多數人受益，那么受益的就只會是極少數。權利的倒金字塔結構，就帶來利益的倒金字塔結構，構成我們社會最大的不穩定因素。就出現這樣一個悖論：社會矛盾和沖突愈是增長，就愈是冀望經濟增長來解決；而高危運行的經濟愈是增長，所付出的社會代價就愈多，社會矛盾和沖突就愈是加劇。社會就這樣走入了惡性循環。
這樣的惡性循環是該到終結的時候了。經濟增長不能不顧一切，沖擊一切。只有愿意接受基本權利制衡的經濟增長，只有愿意與普遍自由和普遍幸福并進的經濟增長，只有這種人性化的經濟增長，友善的經濟增長，才是有生命力的增長，才是永續的增長。片面的經濟增長固然可持續一時，但這種社會成本尤其是人心成本巨高的增長，最終是要遭遇天花板的。趁著當下經濟態勢穩定，政府力量強大，及時推動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本轉型，使經濟增長始終服從和服務于人的需要、社會發展的需要，猶為未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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