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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來看，我們近30年前將國門主動打開時，正是將勞動力低成本甚至無成本使用而又圍繞著資本密集型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而苦苦爭斗了幾十年之際，正是培訓教育等人力資本投入幾近荒蕪而使人力資本成本也低得不能再低的時代。那時，物質資本以其稀缺性要素而變得異常昂貴。因此，改革開放之初引進的外資，借著體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將中國經濟從近乎停滯的泥潭中拖出的啟動力量之一。
如果說，在經濟增長啟動階段物質資本因相對稀缺而更重要些，使得該階段作為物質資本的外資回報更高些，是完全可以理解和接受的話，那么，當經濟進入自主性常規增長軌道后，特別是隨著過去二十多年來，中國普通家庭對教育與培訓投入的跳躍式增長而引致人力資本成本的不斷上升，以及整體人力資本積累的大幅提高，物質資本與人力資本的相對成本比較發生了變化，作為物質資本尤其是所利用的外資相對于人力資本的回報率就應有所下降。更不用說，伴隨家庭與個人儲蓄的快速增長而使本土物質資本積累變得非常豐富，以至于出現了前所未聞的“流動性過剩”。時過境遷，外資相對于人力資本的回報率仍然高企，就是難以理解和接受的。
但大家看到的是，相比與其共同形成財富生產經營活動的本土要素，外資的回報并沒有出現理論上應有的調整。因為，勞動力報酬并未同步提高，土地等固定投入的回報少得可憐，原本合資的本土物質資本大多都在合資企業的“跨臺”或“外資獨資”過程中而連本都收不回來，享受了比本土資本更多更優惠公共產品的外資同其對公共財政的貢獻極不相稱，反而更多更普遍的是各種名堂的不合理不合法的逃避稅行為。
更需要重申的是，我們利用的外資正在發生資本特性上的變化，以工業資本為主向以金融資本為主轉換。上世紀最后二十年，是我們利用外來工業資本為主的階段。工業資本大多以附著于機器設備的形式進來，這種外資看得見摸得著，對工藝流程的改造或者技術溢出的積極效應較為明顯。但進入新世紀后，外資越來越多地以金融資本的形式進入，它用不著有形的技術設備附著物，來去自如，“四兩撥千斤”式撬動更多資源的杠桿性極強，逐利性也更強，因而其短期性、投機性以至破壞性也會更強。想想看，這一兩年來并且眼下正在發生著的，外資以所謂“戰略性投資者”身份進入即將上市的中國大型壟斷金融與非金融企業后所賺取的收益，遠比先前引進的工業資本在一二十年中累計的回報還要高出不知多少。
這種資本特性的轉換非常重要。如果不能及時正確認識并有效隨之調整利用外資的理念與政策，就將明顯侵蝕本土經濟增長效率和國民福利。但令人遺憾的是，我們還是在沿用利用工業資本的思路對待進來的金融資本，天真地以為，進來的外資會對本土骨干企業進行技術、人才、理念和流程等方面的有效改造，會明顯地增強本土企業的競爭力，并對整體國民福利產生推動效應。實踐證明，這只是一廂情愿的幻想而已！
不同于工業資本的是，金融資本是附著在人身上的，屬于現代知識與信息型高端服務業，人力資本是金融資本的主體，離開了有效的人力團隊，金融資本只能是一堆不斷消蝕的“僵尸”。在金融行當里，不是以人數多少或者資本量而定輸贏的，有時一百個人還不如一個人的作用，缺乏金融資本經營理念與知識的人越多，對金融資本而言的“敗家子”也就越多。正因如此，不同于機器設備的是，人是最具主動性的，少數外來精英到底如何想如何行為，對于本土的合作者與其它要素而言，極不透明，外資的真實用意更具隱蔽性。別忘了，我們從大學課堂到現實實踐，都一再強調利益面前的高度“理性經濟人”是現代經濟活動的前提，可在對待外資上反而忽視了這條“金科玉律”，實在是沒明白從“理性至上”為精神旗幟的“思想啟蒙”演化出的西方工業革命發展中，他們只能比我們更具“利益理性”。如此方式大量進入的資本，怎么會幫著培養出在國際與本土市場上與他們爭搶地盤的有力競爭者？他們要的，或者是將你的品牌與市場消滅掉，或者是徹底變成他們全球價值鏈的一環，要么是狠賺一把走人。這樣的事例太多了，幾乎每周都會從媒體的報道中看到。
如何趨利避害？只能從我們自身做起！二十多年來，我們在政府政策文件、教科書、文獻以及現實生活中，都一直叫“利用外資”。何為利用？至少是以自身作為主體而言的，是主動而非被動的！可在迄今為止的“利用外資”過程中，卻逐步將自我主體喪失了，失去了主體的“利用”，真不知是誰利用了誰？顯然，當主體蛻化為客體時，也就由主動變為了被動，由利用變成了被利用。于是，就出現了為“外資而外資”的非理性扭曲現象，外資的數量及從中國拿走的利益成倍增長，但本土的要素回報卻停滯不前甚至是負數，這種賠本生意怎么可能使“國民福利”同時增加呢？沒有國民福利相應增加的政策與經濟活動，難道不值得糾正與扭轉嗎？
筆者以為，從中央政府到各級地方政府，從指導思想到具體政策措施，應切實將自我主體拾回來，真正站在主體的角度，從中國經濟與社會發展的新階段需求出發，以國民整體福利增長為目標，切實以公平公正為原則，回到取長補短的真正“利用外資”的軌道上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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