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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稅政策的調整可以是市場化的，而貨幣政策的調整不一定就是市場化的。貨幣政策對于市場的具體運作最好不要干涉太多，盡量維持市場的可預期性，才是上上之策。
此輪股市大幅下挫是收緊流動性的直接后果，有關方面或應考慮如此傷筋動骨的調控是否有改進的必要。
沒有什么誤解比這種誤解更可笑，即5·30上調印花稅是行政手段，因此很不高明，而此次以控制資金流向、緊縮信貸為主導的手段貼近市場，因此很高明。從此次股市下挫人們反應之遲緩就可見一斑，事實上，他們的損失比在5·30大跌還要大得多。
特殊貨幣政策也可能變成單純的行政手段。事實上，操控資金流向，甚至以窗口指導的方式緊縮信貸等手段，其非市場化的本義，比起上調印花稅來不遑多讓，并且因其更隱蔽，而讓多數普通投資者啞口無言，以為是被市場撞斷了腰。但其實，財稅政策的調整可以是市場化的，而貨幣政策的調整不一定就是市場化的。
宏觀調控分成貨幣政策與財稅政策兩大類，通常人們對于財稅政策更加警惕，似乎稅收政策最終決定財富的分配方式。從表面上看確實如此。稅收決定初始分配與二次分配的比例，因此人們對于稅收政策做出的反應往往是最直接的，遠的如市場投資者對于印花稅一面倒的反對之聲，近的如在股票交易所得填報納稅單，雖然有關部門重申“暫不征稅”，但仍然激起一片質疑。
相比財稅政策，貨幣政策面目模糊，分配財富形式更為隱蔽，以一種讓大多數人莫名其妙的辦法不知不覺達到了目的。
關于貨幣政策有數重誤解，顯而易見的是美國市場手段強大的潛在影響力。如果美聯儲也是動輒調整基準利率，那么我國央行調整利率就是向國際先進的市場經驗看齊，不僅不應該批評，還應該大加表揚。
首先要澄清的是，貨幣政策雖然一直都有，但美聯儲之所以頻頻動用利率手段，正是美元之錨硬生生從黃金上扯斷的結果之一，因此不得不頻頻調整利息，以使美元找到一個平衡點。很奇怪的是，無數人在抨擊美元的肆意貶值、向世界輸出通脹之余，卻對美聯儲的降息政策表示出一種奇特的好感，雖然那是促使美元加速貶值的一種自利手段。在格林斯潘成為受美國人擁戴的降息大王之后，新任美聯儲主席伯南克看來要步格林斯潘的后塵，在兩次降息后12月降息風聲再起，這直接推動了包括中國資本市場在內的全球股市過熱，此次中國資本市場受到嚴厲打壓也有部分要拜美國所賜。美國降息中國吃藥，更確切地說是中國企業和中國股民吃藥，這種壓力傳導機制使普通投資者處在世界資本市場生物鏈的最底層。
更有必要澄清的是，美聯儲的貨幣政策手段之所以被稱為市場化的手段，是因為其越來越依靠于公開市場操作，間接刺激市場做出反應。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美聯儲也曾以銀行信貸為中間目標，通過控制信貸掌握經濟起伏，但結果是對長期通脹缺乏約束力，造成經濟大起大落。因此到上世紀70年代之后對于貨幣增長的調控成為主要手段，最后過渡到目前的以經濟增長、就業、通脹等綜合體系作為調控的目標。美聯儲在盡其所能，通過模擬市場化的手段，將貨幣政策對經濟活動的干擾降到最低。
我國由于市場化的利率傳導機制尚未形成，金融機構、資本市場的政策市特色，以及經濟飛速發展造成貨幣乘數效應急劇放大，導致的后果就是，雖然經過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加息、發行央票等一系列手段，市場上仍然“流動性泛濫”，貨幣總量居高不下。因此，為了減少貨幣，有關方面被迫祭出窗口指導這一獨門暗器。
這一暗器殺傷力巨大，并且能在最短的時間內收回資金，使市場處于短暫的失血性休克狀態。窗口指導種類繁多，比如對銀行具體信貸額的控制，對于不同企業貸款數量的嚴格限制，甚至對于某地提取現金上限的限制，推而廣之，所有對于資金流向的直接控制都可列入窗口指導的目錄之中。
這樣的貨幣政策與市場二字不太沾邊，這樣的窗口指導式的調控也顯得過于生硬，副作用較大。一方面人為阻斷了市場的資金流動，損害了市場的預期；另一方面對資金使用中最關鍵的低效問題毫無助益，反而會降低市場的配置效率。
對資本市場而言，投資者從追逐重組股到績優藍籌股再到ST股，圍著資金流向的指揮棒團團轉，其結果并未使市場成為高效的、能夠篩選出優質上市公司基因的市場。上世紀80年代日本大藏省曾暗示國內機構投資者繼續購買美國國債以支撐美元，表面上是為了使美元不至于貶值太快，既可以維持日元與美元之間的平衡，也可以讓日本持有的美國國債不縮水，從道理上來講完全正確，是從大局出發。但結果呢？套住了無數日本投資者，日本政府不得不花十幾年的時間，來彌補當時的失策。希望我們不要重蹈這一覆轍，對于市場的具體運作不要干涉太多，盡量維持市場的可預期性，才是上上之策。
(作者系每日經濟新聞評論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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