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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似乎注定著廣州樓市又將處于風口浪尖上。春節的氣息還沒過去，但有關廣州房價之變的新聞卻接踵而來了。
比較突出的是，16日，廣州首個限價房，也是全國首個雙限房(限戶型比例、限房價)的保利西子灣，首批843套限價房正式發售，一分鐘就可賣出一套。這里成了全城乃至全國樓市的焦點。(《廣州日報》2月17日)在廣州市國土資源和房屋管理局局長謝曉丹看來，限價房主要是想滿足中等收入這種“夾心層”家庭首次置業的剛性需求。(中央電視臺2月17日)
從最新一期央視《新聞調查》對廣州市近年來的房市之變的調查，我們可以發現，地方政府在住房政策上其實是走了彎路的。從住房制度改革伊始，偏重住房的商品屬性，忽視住房作為“人的一個最基本的一個生活必需品”的民生屬性，進而在一些地方把房地產當成支柱產業來發展，迷信市場化的神話，扭曲了整個房地產市場。于是，在這十幾年的時間里，中國的房地產業以一種超常規的速度發展起來，房價狂飆不止，養肥了不少房地產商和官員；而房奴和準房奴們去望樓興嘆，用幾代人積攢的錢供了首期，還要每月還貸。
于是，中國的住房政策，從改革前福利化的這個極端，走向了市場化的另一個極端。而它們都存在一個共同點就是，再分配的極端不公平。它們留給我們的教訓是，如果不能為規范利益博弈做出制度安排，那么，畸形的利益博弈將會導致利益格局的嚴重失衡和社會生活的紊亂。
之后，中央對住房政策作了一些調整，突出了住房保障。但這里必須注意到的是，目前的住房制度，無形中仍然把龐大的、相對固定的、為城市化建設作出重大貢獻的外來人口(有些地方外來人口甚至超過本地戶口人數)排除在外的。在執法管理上，外來人口可以納入實有人口管理，房地產大鱷等提及需求論時，往往會把外來人口算上住房需求之中，但實際的住房等保障機制卻將外來人口放在末位考慮。而面對城市中不下的住房價格，這些外來人口，尤其是底層的打工者他們的工資收入，幾乎形成不了現實的購買力，或者說形成不了購買力的需求。因此，盡管在理論上，城市化意味著對住房需求的增加，意味著對房地產市場的推動，但在現實中，卻很難將這些由農村進入城市的人與住房需求掛起鉤來。
換句話說，當前的住房制度雖然作了略微的調整，傾向于住房的民生屬性，但是如果只是解決城市實際人口中占少數的本地人口的住房問題，而不想方設法滿足和解決如此龐大的外來人口的住房需求和社會保障，恐怕再好的宏觀調控也會功虧一簣。而看清這些問題，不僅可以使我們更準確判斷目前我國房地產市場的真實需求，也可以由此透視我國經濟社會生活中某些問題的癥結之所在。
所以，面對這種情況，實際上需要政府部門和房地產業作出調整，以適應新的、但與前一階段明顯不同的需求。近些年來，人們一直熱論的房地產中的結構性問題，其實就是政府部門和房地產業，沒有面對這種需求進行自身調整的表現。現在是該要考慮出手、保障和調控解決外來人群的住房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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