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意味著中國將在土地制度、城鄉兩元經濟結構體制上尋求農村改革突破口。
千百年了，三農問題從來都是中國的基本問題；中國農民的變遷史，從來都是中國最驚心動魄的歷史。今天亦然。但今日中國的三農改革，正面臨著一個前所未有的好時機：中國正在經歷中外歷史上規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市化運動，而且中國城市已有足夠能力大規模吸納農民成為市民，從而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和中國的糧食安全等問題。
2007年，中國農村居民人均年純收入實際增長9.5%，為1985年以來增幅最高的一年；而城鄉居民收入比卻擴大到3.33∶1，絕對差距達到9646元(農村居民年收入4140元，城市居民年收入13786元)，也是改革開放以來差距最大的一年。當年，有2.26億農民工在城市打工，月均收入大致1000元，平均到7.28億(中國城市化率約44%)農村人口頭上，平均每人每年是3725元！就是說，今天的中國農民，從總體上看，其90%的收入已經來自非農收入！而2.26億農民工也意味著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基本上都在城市打工。
換一個角度說，2007年中國農民人均4140元的年收入中，只有415元來自農村、農業。即使以最好的結果來推論，今后公司＋農戶、農民自主合作、外向型農業、高附加值農業等形式使農民的農業收入10倍、20倍地增加，也始終無力拉平城鄉收入差距。因此，絕大部分農民進入城市，成為新市民，是中國現代化的必然選擇，也是農民自發、自覺的必然選擇。
要順應這個歷史潮流，今天的三農改革，90%的功夫就應該著眼于城市，而非鄉村。農村土地、房屋、宅基地改革的一切重心，就只是以農民財產權的形式將它們固定下來，確保農民這些財產不可侵犯。將來，即使他們已經擁有了城市戶口和城市的各項社會保障，仍然對其在農村的上述財產享有第一位的支配權。而國家對農民在農村土地、宅基地、房屋等不動產的產權保護，無疑有利于將以往農民這些固定的財富和死的資產，變成可以交易、流動、增值的活的資本，從而有利于其自主實現農業產業化或進城創業。
在大部分農民必須解決進城問題這個社會大趨勢面前，城市面臨的改革挑戰將會更多：
一是城鄉二元戶籍體制必須徹底終結，代之以更為公平合理的以居住年限自然獲得城市戶口制，保證進城農民的合情合理的社會保障，以及移民二代平等接受義務教育和高考的權利。現行5200萬留守兒童和數千萬流動兒童的悲劇性命運必須終結。同時，城鄉一體化的戶籍制度也將為農民與城市工人的同工同酬奠基，而不是干同樣的活，農民工只拿城市工人三分之一的工資，而且還“拖欠著”。
二是1998年以來的中國城管體制必須重新審視和定位。城市對大部分流動小攤販應該采取疏導而不是堵塞的管理辦法，放棄暴力管制，走向城鄉和解，確保文化水平不高、就業能力有限的進城農民有自主創業的空間。在工商和稅收管理制度上，也可以采取和城市居民類似的個稅辦法，純收入低于個稅標準的一律免稅。或者干脆直接對所有個體流動攤販實行免稅費、免登記的“地下經濟”制度。
三是現有的大規模改造“城中村”的城市規劃、改造和拆遷辦法必須改革。現在很多“城中村”的改造名義是改造危房，實際上是地方政府與民爭利。城中村的原居民完全有能力自我發展與改造。城中村的自我發展與改造，不僅可以給城市帶來“物價洼地”效應，而且可以給大量立足未穩的城市新移民提供安全、有序卻又相對廉價的住房服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