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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報道，由央行起草的《放貸人條例》草案已經提交國務院法制辦，這樣，長期游離于主流金融體系之外的“民間借貸”終于有望在國家立法層面取得合法的身份。在全球經濟面臨嚴重衰退，中國的中小企業因受融資之困而出現倒閉的背景下，該《條例》傳遞出的信心無疑很令人尋味。如果《條例》獲得通過，無疑將在某種程度上改變新中國信貸業的競爭格局，將成為中國信貸業史上一個里程碑事件。
審視世界金融史，民間信貸有著遠比國辦銀行悠久很多的歷史，中外概莫能外，從事信貸業務并不需要國家的特許批準。但在中國，長期以來，官辦銀行壟斷了所有信貸業務，民間信貸一直被視為正統金融秩序的紊亂之源而成為打擊的對象。這就使我國融資的宏觀環境一直呈現一個不能自圓其說的扭曲狀態：一方面大量的中小企業呈現出對資金的極度渴求，另一方面卻又假防范風險之名將各種“草根金融”視為洪水猛獸。
官辦銀行一統天下，一方面并沒有造就中國銀行(601988,股吧)業足以傲視世界的競爭力，更沒有在制度上給予各類經濟體的發展設計足額的信貸產品，反而自身呈現諸多功能性缺陷；另一方面，這種壟斷又造成了“地下金融”的繁榮。那些無法從主流金融機構中獲得信用認可的人們，只能求助于游離于法定金融系統之外的機構。特別是，每一次國家信貸政策收緊的時候，“地下金融”都成了某些經濟體最重要的生命補給，充當了“對沖”國家貨幣政策工具的作用而使貨幣政策呈現尷尬的失靈狀態，削弱了國家宏觀調控力度。
這樣的結果是，合法的金融體系因為缺乏競爭而面臨經營風險，而“地下金融”因缺乏監管而處于灰色地帶，因為經營管理不規范，良莠不齊，尤其是大量存在非法集資、高利貸等行為，導致民間金融隱含巨大風險，成為金融秩序不穩定之源。從制度設計而言，通過“招安”巨額的“地下金融”并將其納入合法的金融體系，無論是對提升金融業的競爭態勢，還是預防監管的風險，都是“雙贏”之舉。
早在今年7月，浙江根據央行發布的《小額貸款公司試點的指導意見》逐步開展小額貸款公司試點的舉措，可以視為“民間信貸”合法化的先聲。但需指出，從已經透露出的內容看，《條例》絕非媒體報道的意味著將“高利貸”等地下錢莊統統納入主流金融秩序。《條例》規定放貸的錢必須是自有資金，嚴禁吸收存款，以區別于非法集資和地下錢莊；從利率來看，規定借貸利率不能超過基準利率的4倍，又區別于那些高利貸機構。而且，《條例》規定適格的個人也可以成為放貸業務的主體。可以說，在某種程度上將非法集資和地下錢莊之外的大部分“民間信貸”給予法律層面的認可，這無疑是很大的進步。
另外我們看到，《條例》將民間借貸的主要面向中小企業和農民。這種制度設計，一方面可能避免對官辦銀行傳統客戶群的沖擊；另一方面，又能滿足那些在官辦銀行無法獲得信用的低收入者獲得足夠的資金。就破除銀行業的壟斷而言，《條例》的意義只能是象征意義的；將官辦銀行不愿意從事的給信用等級低下的低收入者和中小企業的信貸業務寄托于民間信貸，似乎可以解讀為民間信貸為獲取合法地位而必須支付的“對價”。
至此，我們可以看出，如果《條例》獲得通過，也只是在特定背景下，為解救處于融資困境的中小企業而被迫將“民間信貸”納入合法體系的一種嘗試，因為對于中小企業的信貸市場，從來沒有任何一個銀行愿意去壟斷。但是，也應該看出，盡管《條例》對“民間信貸”的合法化，字里行間都顯得小心翼翼，但起碼已經邁出了很重要的一步，而且是打破堅冰的最關鍵性一步，這在一定程度上穩定了龐大的灰色地帶的民間信貸機構的情緒。我們希望這是“民間信貸”正式合法化的一個好的開始。
必須指出，“民間信貸”機構本身的情況非常復雜，需要一個全盤性的設計和利益的博弈與妥協，對其合法化需要較長一段時期才能形成，而中國金融法治的知識譜系及其缺陷更是決定了這種努力的艱辛和不易。因此，我們不能一開始就對“民間信貸”打破信貸業務的壟斷局面期待太多，更不能對“民間信貸”對中小企業的融資困境的解決有不現實的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