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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即將召開的G20峰會的前景，全球看好的人沒有幾個，這也符合目前各主要大國在應對金融危機國際協調方面分歧重重的現實。但中國財經高官在峰會之前，就國際金融秩序的改革異乎尋常地連續發出“中國聲音”，這種罕見的高調給注定無疾而終的峰會帶來一絲亮色和期待。
無論是周小川建立“超主權貨幣”的建議，還是謝旭人要求國際儲幣多元化的呼吁，乃至王岐山在《泰晤士報》發表文章，表示中國愿意增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表態，都引發了國際社會的熱議。鑒于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在國際金融領域一直奉行“韜光養晦”的低調姿態，這次主動連環出擊的舉動的確耐人尋味。
事實上，中國的建議未必真的會成為本次金融峰會最后文本的有機組成部分，但“中國聲音”的意義不容低估。如果將之解讀為晚近以來，中國在金融外交方面的首次主動亮劍，實不為過。揭開中國近代史，中國在外交領域的諸多屈辱，尤以金融領域為甚，每一次不平等的條約，最終都是以簽署不平等的金融契約為代價。而新中國成立以后，乃至改革開放以來，國力雖然日益隆盛，但在金融外交領域，中國一直缺乏自己獨立的聲音，最多的時候也是以發展中國家的代表自居。這不僅和中國的經濟實力不相匹配，更無法在金融制勝的國際外交中維護自身的金融安全和國家利益。
從全球近代史的變遷來看，大國的興衰和全球版圖的改寫，最終無不表現為在國際金融領域的話語權。在中華帝國鼎盛時期，“白銀時代”便是全球第一大國的明證，大英帝國在19世紀稱霸全球，最終體現在英鎊成為國際儲幣上，而美國在二戰后取代英國成為唯一的超級大國，其最終的標志仍然是布雷頓森林體系確立的美元霸權。
可以說，金融外交已成為冷戰后國際外交的最高境界，美國正是利用其美元霸權，屢次將其國內經濟危機轉嫁到全球，化險為夷。如果說金融是中國經濟短板的話，金融外交則無疑是中國外交的軟肋。看看30年來，為了遏制中國崛起，美日歐等在金融領域一直持續向中國施壓，人民幣升值也罷，匯率市場化也好，都屬于他們遏制中國的最有利手段，而中國在金融外交領域一貫的“低調”表現，造成了只有被動招架、被動辯解的局面，遑論發揮影響確保海外資產的安全。
果不其然，眼下美國故伎重演，開動印鈔機，準備將其救市的成本讓中國等主要債權人承擔。這種情況已經說明，將我們自身資產的安全寄托在美國人講道德上顯然不現實，唯有主動出擊，向美國施壓，通過外交的博弈給美國人無限制的濫發美元戴上枷鎖，方可確保我們30年積累的外匯儲備不化為烏有。就此而言，中國在本次全球金融峰會之前，頻頻出擊，既是無奈之舉，也是最高明的選擇。不管王岐山、謝旭人和周小川的建議能有多少可行性，但至少已經將中國的聲音有效傳達到全球，這無疑是近百年來中國金融外交的一個轉折點和標志性事件。
因此，中國應該以本次金融峰會為契機，確立清晰的、持續的、利己的、統一的金融外交戰略，讓金融由中國的短板而一躍成為中國最重要的軟實力之一，從而在美元霸權衰落的亂世里，進一步擴大中國的生存乃至發展空間，確保中國資產的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