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的病理學診斷一直是學界極為熱衷的話題，歷史學家黃仁宇替中國把脈之后，得出一個著名的論斷：中國生病的原因無關道德和個人因素，而是在技術上不能實現“數目字管理”。借《萬歷十五年》一書，“數目字管理”風靡一時。
黃氏“數目字管理”一說雖在學界尚存爭議，但數字及統計的重要卻已被普遍接受。在國家建設上特別強調有自己“特色”的中國，也一樣自上而下建立了健全的統計部門。在新時代的中國實踐“數目字管理”以求“大國崛起”，也成為諸多政治精英們的選擇。1983年12月，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次會議通過了《統計法》，這成為統計部門的權力來源，以及統計部門開展統計執法的法律依據。
一般認為，統計具有信息、咨詢與監督三大功能。實現這三大功能的前提就是數據準確與數據公開———這里的“準確”是指與事實相符，這里的“公開”是指向公眾公開。但事實上，《統計法》施行20多年來，統計功能的發揮在很大程度上仍局限于行政體系之內———“信息”指向的是自下而上的信息公開；“咨詢”指向的是上級依賴統計咨詢替下級決策；“監督”指向的是上級通過統計數字實現對下級的監督。一言以蔽之，統計成為中央了解地方、監督地方、獎罰地方、制約地方的工具。
應當說，權力制衡也是統計功能的一部分，但絕非全部。統計功能的發揮更要面向社會、面向公眾，統計數據不僅要上報上級，還要下達民眾、信息共享；政府統計數據的準確性不僅可供行政決策咨詢之用，更可廣泛應用于市場運作與社會運行的方方面面；統計數據不但可成為上級監督下級的工具，更應成為公眾監督政府的利器。從防范統計數據造假上講，對數據有切身感受的公眾往往更能發現，并更由內在驅動來揭露政府的欺詐行為。20多年來，統計之所以被異化成“官出數字，數字出官”，統計數據虛報、瞞報、杜撰等現象層出不窮，正在于統計自下而上封閉運行，排斥了權利人的界入，使得廣大民眾僅僅成為“被統計”的對象，而不是充分發揮統計功能的主體。
針對種種統計亂象，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九次會議于27日表決通過了修訂后的《統計法》。官方發布的信息稱，這部法律大大強化了法律責任，并增加了“監督檢查”一章。甚至有國家統計局的要員對媒體放出風聲，“統計部門作為統計法的執行機關，將把嚴肅執法作為重點，對發現的統計違法行為，不論是什么地方、什么單位、什么人，都要一查到底，絕不姑息。”
為這番豪言壯語作注的，是《統計法》實施20多年來，因在統計工作中嚴重違法而被追究法律責任的最高級別官員僅是縣處級。難道縣處級以上官員就沒有統計造假？抑或責不究“廳局”？由于缺乏具體數據的支撐，公眾只能從現實生活中去合理懷疑。
修訂后的《統計法》或許有意改變監督乏力這一現狀，但從媒體披露的修訂內容來看，決心固然頗大，辦法仍然不多。如新法規定，“統計機構和統計人員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統計調查、統計報告、統計監督的職權，不受侵犯。”法律還對統計人員做出保護性規定：“不得對依法履行職責或者拒絕、抵制統計違法行為的統計人員打擊報復。”
而在現實中，問題恰恰就在于，那些從事具體統計工作的人員包括統計局長，都是當地黨政領導的下屬。統計是為官員說話，還是為事實說話，在很多時候這簡直就是一個生或死的問題。地方官員基于對自己前途的考慮而干涉統計，作為下屬的統計人員能夠從哪兒獲得體制的力量與“官大一級壓死人”的領導相抗爭？如果一句“不受侵犯”或“不得打擊報復”就可以防止統計“造假”，那可真的有些樂觀。
和中國的許多事情一樣，防范統計造假依然要從“還權于民”出發。常識告訴我們，欺騙上級官員比欺騙轄區民眾要容易得多，也安全得多。只有當官員的升降或獎罰真正取決于民意而不是取決于上級時，統計的重重黑幕才有被拉開的可能。(作者系海南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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