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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兩會預算報告難讀懂等問題，全國人大代表、湖北省財政廳廳長王文童表示，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不是每個人都能懂，預算報告也存在專業問題，財政本身是門科學，所以不需要每個代表都能看懂。“我認為現在的報告很好讀，一目了然，全懂了。”（《新京報》3月14日）
王廳長的思維無疑很有想像力。但在我看來，這個類比并不準確、恰當。相對論誠然難懂，但眾所周知，它僅是一個針對客觀物理世界而無關人們主觀意愿的純粹科學問題。而財政預算則截然不同，根本上講，主要是一個人文性質的、密切關乎人的主觀愿望的政治倫理、利益分配問題。前者要解決的是一個“世界原本怎樣”的事實問題，而后者，要回答的則是一個“生活應該怎樣”的價值問題。
科學問題由于價值中性，所以無需投票博弈這樣的公共決策程序，需要的僅是科學家專業領域的實驗證明。而人文問題，根本上就是價值本身的權衡、取舍、分配，因此，既不可能也不應該由少數“看得懂”的專家來定奪，而只能通過付諸公眾，由充分公開透明的公共討論、博弈來決定。否則，“財政”也就難以名副其實了——顧名思義，“財政”也是一種“政”，也即“眾人之事”，如果甚至“不需要每個代表都能看懂”，那還如何為“政”、議“政”？
上世紀30年代，德國曾出版過一本批判相對論的書，《一百位教授出面證明愛因斯坦錯了》。愛因斯坦事后表示：“只要能證明我真的錯了，一個人出面就足夠了”。但是，財政預算顯然不可以“一個人出面”，或者交由少數“全懂了”的專家來決定。
當然，財政預算確有其一般人難懂的專業性和復雜性。但這里必須進一步厘清的是，其一，目前我們的財政預算被普遍認為“難懂”，究竟主要是其既有的專業復雜性造成的，還是其編制本身的不合理粗略化造成的？其二，財政預算在專業細節上固然有難懂的一面，但從宏觀政治層面看，何嘗又沒有簡單易懂的一面？其要害和實質說到底，無非就是，政府手中的錢，究竟該怎么花——哪些地方該多花、大方地花（如教育、醫療、養老、住房等關鍵民生領域），哪些地方又該少花慎花、節儉地花（如“三公”消費、形象工程），如果我們的預算報告能把這些最基本的情況都報告清楚、講明白，財政預算又有什么當真不好懂、不可懂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