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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中國經濟轉型，市場的理解主要分兩種：第一種是提高消費在GDP中的比例；第二種是引導投資更多地偏向戰略性新興產業，提高我國固定資本存量中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占比。
仔細分析可以發現，這是兩個截然不同的命題，二者所需要的條件和基礎并不相同。我們認為不宜對消費轉型期望過高，經濟轉型真正的突破口在于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投資。
不宜對消費轉型期望過高
對于提高消費占比的經濟轉型模式，我們認為市場可能期望過高。
驅動消費增長的基本因素，在于“國民經濟中勞動者的收入增長”、“收入分配格局的變化”以及“與消費形成互補關系的基礎設施的供給”。在財政刺激政策的作用下，2009年中國的基礎設施供給出現了較大的改善，然而另外制約消費的勞動力收入增長緩慢以及收入分配格局變化微弱，這決定了2010年中國消費需求雖繼續增長可期，但對其幅度的期望不宜過大。
一個長期的誤解是，中國消費低的原因在于高儲蓄率。一些新的研究發現，造成中國消費占比GDP長期偏低的癥結不是老百姓熱衷儲蓄不愿花錢，實際上，GDP中的勞動者報酬在數值上一直非常接近于私人消費支出，最終消費支出/勞動者報酬在2003年以來的8年時間中，一直穩定于85%的較高水平，這說明“可用于消費的收入”已經消費得差不多了。
消費占比偏低的根本原因，在于工資收入占比GDP的份額出現趨勢性下降：GDP收入法中的工資收入占比從2003的49.6%下降至2009年的38%；同期居民最終消費占比由42%下降至35%。
不難看出，提高消費在GDP支出中的占比，意味著需要提高勞動者報酬在GDP收入分配中的占比。
各國經驗顯示，消費占比趨勢性提高的契機，在于勞動力供不應求，出現一輪較大的工資上漲，并由此引發一輪較難治理的通貨膨脹。這構成勞動者報酬在GDP中占比提升的前提。日本發生在上世紀70年代，美國發生在上世紀70年代、80年代上半段以及90年代上半段，韓國發生在1988~1993年。
而這樣的變化中國目前仍未確切地看到，中國近7年實際工資增長率有3年為負，7年平均增長率為-0.6%，由于催化劑尚未出現，談消費在中國經濟中占比的系統性提升，還為時過早。
消費的結構性機會在哪里
就消費改觀的驅動因素而言，2010年中國消費的機會很大程度上來自財政投資帶來的基礎設施供給改善。
由于基礎設施與消費形成密切的互補關系，比如道路、電力設施、電視信號、自來水管道與汽車、家電消費存在明顯的正相關關系。
按照1985年可比價格，城鎮人均實際總收入1999年約為1671元，2008年農村人均實際總收入為1715元，已略高于1999年城市的水平。但是，在收入相當的水平下，農村耐用品消費明顯少于城市：2008年農村每百戶家庭擁有彩電、電冰箱、電腦、空調、洗衣機數量分別為99.2、30.2、5.4、9.8、49.1臺，分別比1999年城市每百戶家庭擁有的相同耐用品少12、48、0.5、15、42臺。
出現這一現象的原因，在于農村地區道路有限、電網老舊、電壓不穩、電價高昂、自來水缺乏，大大限制了農村地區對現代耐用消費品的需求。由此可見，基礎設施的情況對于消費有著深遠影響。
經濟轉型的真正突破口
相對于消費提升，戰略性新興產業的資本存量在我國總固定資本存量中的占比提升更加值得期待。從2010年下半年開始，經濟轉型將在戰略性新興產業投資中找到真正的突破口。
向戰略性新興產業轉型，本質上是投資結構的調整，在我國經濟中，這一變化將較消費占比的提升擁有更加堅實的收入來源，用于消費的收入對應的是GDP收入法中的勞動者報酬，用于投資的收入則是GDP收入法中的“營業盈余”以及“固定資產折舊”，營業盈余與折舊兩部分收入之和占GDP的比重高達46%，至2009年，該筆資金約為16萬億元人民幣，其中折舊為5.1萬億元，營業盈余10.9萬億元，1993年以來，我國（營業盈余+折舊）/固定資本形成的指標由0.82持續上升至2009年的1.12，較高的折舊循環資金和企業利潤構成了我國投資結構轉型重要的資金保障。
2010年上半年，中國面臨的是一個總需求膨脹、經濟過熱的局面。在這種情況下，全面推出新興產業扶持政策，無疑將會加大經濟熱度和通脹風險。4月份地產新政的出臺，客觀上將使我國的經濟熱度下降，已經膨脹的總需求必須先把該壓的壓下來，之后才有空間進行方向性、戰略性的提升。
我們認為，保持總需求（總支出）平穩，從而實現經濟、就業形勢的平穩，仍是政策追求的目標，增加投資支出正是新興產業扶持政策將首先形成的客觀效果，這將與地產調控形成的總需求減少遙相抵消。
筆者以為，下半年政策大的布局是，以抑制地產需求作為穩定房價的手段和代價，另外兩大塊需求——出口、消費維穩，同時力推新興產業扶持政策，增加支出，盡可能彌補因地產調控帶來的總需求和就業缺口。根據公開信息，這些產業將包括節能環保、新興信息產業、生物產業、新能源、新能源汽車、高端裝備制造業和新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