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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日，重慶農民陳剛成為重慶市統籌城鄉戶籍制度改革“農轉城”領到戶口簿的第一個人。
重慶市近日宣布將從8月15日啟動中國最大規模的戶籍制度改革，讓338萬農民在兩年內成為城市居民。到2020年，預期這一目標將達到1000萬人。
戶籍改革是重慶今年推出的十大民生工程之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表示，這些民生項目的目的是為全市人民群眾營造一個安全、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為居民幸福打下安全的基礎，讓居民幸福指數得到保障。
薄熙來稱，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數不僅取決于經濟總量和人均經濟量，還取決于這個地方的自然環境、居住條件、安全狀況、人際關系，以及市民氣質、精神狀態、主人翁感等。一個城市的居民，在人均GDP和GDP總量比較低的情況下，也可能有較高的幸福指數。
現掛職任重慶市人民政府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主任助理的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崔之元認為，重慶的實踐可為中國各地正在探索的國民幸福總值指標（GNH）提供極有價值的參考。
重慶的幸福感
重慶提出了民生導向發展路徑，主要體現為重慶市委三屆七次全委會所決定的十件民生大事。包括建設3000萬平方米公租房，實施農戶萬元增收工程，森林覆蓋率達到40%（城區綠化率達到35%），建成500個交巡警平臺，提前實現全市農村養老保險全覆蓋，培養照顧好130萬農村留守兒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醫療資源向基層傾斜，發展6萬戶微型企業（新增30萬就業崗位），以及深入開展“三進三同”、“結窮親”、“大下訪”，深化“三項制度”等。為抓好這十件大事，重慶市將在未來兩年半投入3000多億元。
目前重慶正在大力建設的“五大重慶”——平安重慶、森林重慶、暢通重慶、健康重慶、宜居重慶，就包含了“提升百姓幸福感”的主題思想。
衡量一座城市的國民幸福總值首先是這座城市居民的安全指數。“平安重慶”主要是讓群眾的人身、財產和家庭安全有保障。去年以來，重慶開展了“打黑除惡”專項斗爭。薄熙來說，一個地方要實現科學發展，有大出息，必須走正道，維護公平正義，把“流氓經濟”、“無賴經濟”徹底清理掉，營造科學、民主、法制的發展環境，讓百姓安居樂業。
“森林重慶”功能之一是讓老百姓多吸氧，這兩年全市造林800萬畝，可釋放1000多萬噸氧氣。“暢通重慶”主要關注交通工程，讓主城不塞車、鄉村有油路。“健康重慶”則要讓孩子長得壯、老人能長壽。重慶已新建塑膠運動場359個，給120多萬學生改善了鍛煉場所。“宜居重慶”則是要讓全市百姓，特別是中低收入的市民都有房住，而且環境好。
薄熙來的一個看法在重慶廣為人知，即一個城市在環境、住房、安全、祥和等諸多因素，如果做得到位，讓人民群眾有親切感，有主人的感覺，這個城市百姓的幸福感就會大大提升。
重慶市社情民意調查中心發布的民生調查報告顯示，2009年，重慶人的生活滿意度（幸福度）達到
88.8%。與上一年相比，上升了2.5個百分點。
改善民生與提升幸福感
崔之元認為，重慶的國民幸福總值居前列，說明其實踐切合了現階段中國的現實。即一方面大力發展經濟，讓經濟保持持續、快速發展，但另一方面，又不單純追求GDP，對市民住房、孩子上學、窮人看病等民生大事都考慮和安排妥當。
官方資料顯示，重慶目前還有為數甚多的貧困人口，每年有近12萬農村孩子沒錢上學，主城區有40多萬戶居民沒住房，人均住房面積10平方米以下的有20來萬戶，城鎮低保群眾還有60多萬。
在此背景下，重慶如何既發展經濟又關注民眾幸福感便非常值得考量。
薄熙來曾要求全市各級黨委、政府：“要把改善民生作為出發點，不求經濟增長最快，但求百姓生活改善最明顯；不求高樓大廈蓋得最多，但求百姓過的最幸福”；并提出兩個50%（即要求各級干部50%的精力抓民生，財政支出50%用于民生），進而努力探索以民生為導向的經濟社會發展路子。
薄熙來在8月1日的經濟工作會議上說，有些同志可能擔心，改善民生會不會影響經濟發展。其實改善民生，不僅不扯經濟發展的后腿，還會有力、持久地推動經濟發展。而市長黃奇帆在接受中央媒體采訪時，曾為“民生十條”算過一筆賬：未來3年投入3000多個億，可以帶動內需至少4000多個億；今年完成民生投入1200多個億，就可以拉動GDP增長4-6個百分點。薄熙來指出：“倘若一個家庭，有房住，能就業，老有所養，病有所醫，生活環境優美，興趣愛好能夠施展，精神生活有所寄托，即使城市GDP不算高，家庭成員也會處于幸福之中。”
崔之元歸納了重慶提升國民幸福總值的一個比較有特色的地方，即國有資本與民營資本攜手并進。
2000年時，中央對西部大開發有一條優惠政策，允許西部12省市對所有工業企業，凡是符合西部大開發產業條例的，只征15%的所得稅。在2008年1月1日前，工業企業的所得稅率全國統一是33%，之后降低為25%。西部其他省份也執行了15%的優惠稅率，但不少省兩三年后發現，由于稅率太低，稅收收入大幅減少，使得政府不能完成必要的社會職能。因此，很多省份主動放棄了優惠政策，而只有重慶將此優惠政策堅持至今，一直使用15%的稅率。
據崔之元分析，工業企業的平均利潤率是10%，若所得稅率是33%，企業最終所得只是6.7%，銀行存款利率可達5%左右，所以搞工業企業實際上比銀行存款稍微好一點，但需承擔風險。重慶將所得稅率降為15%，讓工業企業有了相對較大的盈利空間，收益大大超過銀行存款，使重慶的投資吸引力增大。
重慶政府敢于長期堅持15%工業企業所得稅率，關鍵原因在于，重慶政府的國有資產增值了4倍，使政府的財政能力底氣很足，不依賴于對企業（主要指民營企業）的高稅收。國資增值使政府有能力普遍地降低稅率，民營企業和老百姓可以繳納較少的所得稅，投資有利可圖，這是“藏富于民”的主要機制，因此也有利于提升重慶人的幸福感。
記者從市長黃奇帆近來對重慶“民生十條”的生動闡述中看到，諸如扶持發展6萬戶微型企業、在大規模戶籍制度改革過程中給進城農民相應保障等措施之所以能得以實施，都得益于重慶“藏富于民”機制的良好運轉。
重塑核心價值觀
2005年，全國兩會期間，中國科學院院士程國棟提交了《落實“以人為本”，核算“國民幸福指數”》的提案，建議我國從政治自由、經濟機會、社會機會、安全保障、文化價值觀、環境保護六類構成要素，建構我國的國民幸福核算指標體系，了解人民的生活滿意度，并成為政績考核標準的組成部分。
在2006年，國家統計局有關負責人也表示，國家統計局正在制定國民幸福指數、人的全面發展指數、社會進步指數等統計指標，希望通過國民幸福指數等每一個百分點的變化反映出社會進步。
由于GNH是對于人的主觀幸福感的測量，如何基于本國文化歷史傳統，創造性地建中國的GNH體系，是一大難題。有學者認為，編制國民幸福總值方案，政策性、理論性很強。既要有很強的針對性，以反映某一具體階段政策導向的要求，又要有堅實的理論基礎，經得住歷史考驗。突出的理論難題是不僅要從工業化的現實出發，還要基于未來的發展，指標設計要處理好“提前量”，處理好眼前與長遠的關系。目前，國家的指標體系尚未出臺，但各個地方政府已開始這方面的探索。不少地方都提出要采用國民幸福總值、群眾滿意度等新的評價指標。其中重慶頗具代表性。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稱，從2008年起是中國社會的第三個30年，第一個30年以政治為中心搞社會主義建設，第二個30年以經濟為中心搞社會主義建設，第三個30年就是以社會公共服務為中心，即強調公共產品、公共服務，也就是溫家寶總理說的，建設一個讓人民更加幸福、更有尊嚴的社會。竹立家認為，這是我們的核心價值，未來30年，我們能不能搞出一個社會主義，能不能搞一個讓人民幸福、尊嚴的社會，在理論上必須要在社會主義價值體系上下功夫。
“這個方向，一個是張揚核心價值，張揚核心價值必須得有載體，從重慶的‘五個重慶’及統籌城鄉這兩個載體里，我們可以演化出好多政策，適合于重慶發展，又適合未來社會機構改革。二是構建民本社會。五個重慶也好，統籌城鄉發展也好，最根本的就是民本社會，就是以民為本，是使人民更幸福。這些代表著重慶的社會轉型的方向，也代表中國社會未來的方向，所以要好好總結。”竹立家稱。
薄熙來在8月1日的會議上表示，以民生為導向，把民生作為經濟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宿，是實踐科學發展觀的必由之路，重慶要繼續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