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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土地制度是一個二元分割的權力體系，實行的是國家壟斷和政府管制的辦法，農地轉為建設用地要通過國家的批準。一切問題都是由此而發。要解決這個問題，并不需要改變兩種土地公有制的制度，只要實現同地同權同價，放開農村建設用地市場，讓它能夠流通，就能解決中國土地問題。
農地制度在變遷的過程中，基本方向是對的。它的權力主體在個人化，排他性在加強，使得承包權得到了法律上的保護。農地轉為非農地，操控主體不是權利主體而是政府部門，權利主體是被排除在權利實施之外的，這是很重要的特征。
農地轉為非農地要按土地的原來用途補償。這樣土地的增值利益，土地的權利主體是拿不到的。原有用途與最后升值之間的差距很大。征地之后，國家的使用方法一個是劃撥，一個是出讓。搞公共基礎設施建設是劃撥，按原用處補償，實際上是讓農民承擔一部分基礎設施建設的成本，因為它給的不夠。而土地出讓盡管數量很小，價格卻很高，收取土地出讓金和稅收，中央和地方分，但實際上是把農民排除在出讓之外，不能分享出讓的收益。這種政策才是造成中國今天農地問題的根源。
這樣的政策造成了三大不良后果。首先是直接侵犯了農民的利益，第二是形成了中央和地方在土地問題上的博弈，第三是造成城市發展用地和保護耕地之間的沖突。
筆者認為，農地變為非農地不是一條路，而是兩種辦法。一種是政府征地；另一條渠道，即基層和農民的土地制度創新。前面一條渠道依據的是《土地管理法》第43條的前半段，后面一條渠道依據的是例外條款。
廣東南海縣農民的土地合作社，就把原來土地集體的方式通過股權化量化到個人，而土地使用權原來在個人手里，現在則在集體手里。山東德州開發區為農民蓋樓，征地按院子來補償，這筆錢120平方米的房子農民可以買兩套。同時，開發區征10畝地給集體留1畝地，等于第二次給農民補償。開發區發展起來，農民用這個錢去開發物業，農民的土地產權變成了城市的物業資產，這個置換過程就是一個交易的過程。
只要我們在政策上對頭，農民就會有各種各樣的這種創造。我國的農民土地制度創新的案例都是采用集體經濟的辦法，沒有搞私有化，通過集體合作的方式來參與土地的議價過程。這既是現在政府可以接受的方式，也是現在可以行得通的方法。要改的就是全國人大做一個法律解釋，國家土地和集體土地同地同價同權。但關鍵是怎樣把地方政府與土地的利益關系劃斷，使它有其他的收入，不再去征地。可以把現在的土地物業作為重要稅收給地方，把土地占用稅、土地交易稅、土地使用稅都合并起來全部給地方，使地方有固定收入，使地方能夠對其公共產品的融資有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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