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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1日的新加坡《聯合早報》刊登文章，原題：如何找到中國改革的突破口？ 今年是中國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開局年。開局年怎么走事關重大，決定著今后五年中國的發展方向。已經發表的《第十二個五年規劃建議》使用了“攻堅”的概念，甚為貼切。
很顯然，自2002年十六大開始，社會政策的改革和重建逐漸成為中國改革的頭等議程。而社會改革第一次比較系統的表述，就是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為什么要進行社會政策改革？從中國經濟社會轉型來說，社會改革就是要完成三大任務。
第一就是要配合經濟改革。以市場化為導向的經濟改革，摧毀了原來建立在計劃經濟基礎之上的社會政策。
第二，社會改革是要深化中國總體改革。經過1990年代的經濟改革，中國已經確立了基本經濟制度和市場制度，要深化改革，就必須把重點轉移到社會政策領域。
第三，要為中國的經濟增長尋找新的基礎，主要是建立消費社會，為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奠定制度基礎。道理很簡單，在社會政策和社會制度包括社會保障、醫療、教育、房地產等缺失的情況下，消費社會難以建立。
第十二個五年規劃強調經濟發展的“戰略機遇期”。不過，把“戰略機遇期”用在社會改革方面更為合適。從世界各國發展經驗來看，社會政策的確立的確需要一個“戰略機遇期”，也就是經濟發展快、國家財政收入豐厚的時期。在經濟發展還處于低水平或者緩慢的時期，很難確立社會政策，原因很簡單，建設社會政策需要大量的經濟資源。但從這些年的發展來看，中國似乎正在失去這個“戰略機遇期”。中國經濟高速度發展數十年，并且國家聚集了大規模的財政收入，但沒有能力確立社會政策。如果在第十二個五年規劃期間改革不能找到突破口，那么這個“機遇”或許很難再回來。從這個意義上，強調“攻堅”具有了非常的意義。
從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經驗來看，社會改革不能全面出擊。能夠做的已經做了，如果繼續進行全方位改革，就很難找到突破口。無論是社會保障、醫療衛生、教育和住房，如果其中有一個領域取得重大突破，那么就會帶動其他方面的改革。
從現實情況看，這個突破口可能在房地產領域。可以從如下幾方面來看。
在政治方面，政府在房地產問題上已經花費了很大的精力，但到現在為止并沒有取得重大的進展。在這場和既得利益的較量中，如果政府退縮，政府的政策甚至政治“信用”就會受到嚴重損害。一旦政府退縮，既得利益集團會變得更為強大。
在社會層面看，社會對房地產的抱怨最多。這是因為房地產對社會來說最為重要，是社會生存的基礎，尤其在中國文化背景中。房地產作為一種特殊的社會產品一旦泡沫化，就會造成社會的泡沫化。
在經濟層面，房地產已經儼然成為中國經濟，尤其是地方經濟的主柱產業，不僅存在著嚴重的泡沫，而且也有效惡化著中國的產業結構。現在，各級政府拼命地從房地產謀取暴利，不思通過企業改革、技術進步和管理水平的提高，“房地產”病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病。世界上還沒有一個國家通過發展房地產，而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相反的例子則有，很多經濟體因為房地產病而衰落。
從政策平臺建設來看，如果設計得好，房地產改革可以帶動其他領域如教育、醫療、社會保障、公積金、社區建設(包括宗教和種族和諧)等等方面的改革。在這方面，中國可以向像新加坡那樣成功的國家學習到很多好的經驗。
如果能夠在第十二個五年規劃期間，甚至更長的時間，把房地產領域改革好，那么就可獲取數十年的社會長治久安。社會穩定了，民眾怨氣少了，就可以為政治改革創造良好的社會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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