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源頭切斷保險公司主觀上不按合同辦事、侵害投保者權益的動機，用制度的“硬指標”形成理賠的“硬約束”
這幾天，車險“無責免賠”被推到了輿論的風口浪尖。“交通事故后沒有責任的一方反而得不到己方保險公司的賠付”這樣的“霸王條款”令公眾憤憤不已。其實，“無責免賠”并非不賠，而是由責任方保險公司賠償。責任與義務、風險與賠償對等，是民法的基本原則，也是保險的基本原理；并且“可向責任方保險公司追償”已被明確寫入相關行業律法，“不賠”是合情理的。
保險公司雖然有點“冤”，但仍需從自身找原因。“無責免賠”被誤讀，并一下子引燃社會公眾的怒氣，是因為長期以來“理賠難”已在人們心中留下了揮之不去的陰影，是因為整個保險業已給人們造成了“缺乏誠信”的深刻印象。如果不根治“理賠難”，類似的“誤讀”乃至由此導致的責難，還會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
保險理賠，始終是客戶與保險公司之間的利益博弈。如果沒有完善的制度保障，保險公司為牟利，必然憑借信息不對稱等強勢地位惜賠拖賠。而完善理賠制度所需的工作，貫穿于保險產品營銷的始終，涉及經營管理的諸多環節，需要社會各界的支持與配合。
根治“理賠難”，首先要從細節上講求規范化、制度化。比如，盤點理賠糾紛，不少難題皆起因于保險代理人在推銷時隱瞞、誤導甚至欺詐。防治這種現象，還要加快保險合同通俗化的進程，加強對代理人營銷過程的監控，實施電話錄音、客戶簽字認可制度等，甚至有必要對合同制式作出詳細規定目前很多公司仍用“蠅頭小字”標注免責條款，本來大大方方的事，做得躲躲藏藏，頗有嫌疑。
再如，對于理賠時限，各公司你爭我趕，紛紛表態提速。可對逾期不賠者如何責罰，卻少有陳述。這樣一來，所謂“效率”又成了商家營銷的噱頭，而非給客戶的實在保障。理賠服務屬于保險產品的價值構成，應像合同條款那樣白紙黑字落在實處，接受公眾和監管部門的監督，接受法律的約束制衡。
根治“理賠難”，要加強監管，建立針對理賠質量的激勵和懲罰機制。將保險消費者接受服務的滿意度以及對相關監管措施的執行力，納入對保險公司業績考核指標中，把消費者投訴數量和保險公司設機構、上新產品、管理層薪金等“要害”掛鉤，獎優罰劣；加大對保險公司拖賠惜賠等行為的處罰力度，加大保險公司的違規成本，從源頭上切斷保險公司主觀上不按合同辦事、侵害投保者權益的動機，用“硬指標”形成“硬約束”不實實在在地把理賠工作做好，就讓保險公司的財路受限、讓負責人的升遷受阻。
此外，陽光是最好的“殺毒劑”。哪家理賠服務好，哪家光說不練，要定期在媒體上曝光，讓老百姓心里有底，擇優而投，讓理賠難的公司沒有市場。
根治“理賠難”，還要完善外部法律環境。眼下，醫院、公安部門等都沒有法律規定的義務和責任為保險理賠提供證明，這也增加了理賠調查取證的難度，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理賠拖沓。相關管理部門應多為百姓利益著想，加強協調，完善律法，降低門檻，提高效率。
只有各方攜手，拿出制度的“鐵手腕”，理賠難這一頑癥才有望早日得到根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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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方肇事事故由肇事方保險公司車損險賠償。為防范道德風險，要實施合同約定的絕對免賠率。
●B方負全責，但其并未投保三責險的，A方投保的車損險負責賠償，并由A方保險公司在賠償金額范圍內代位行使A方對責任方B方請求賠償的權利。
●B方負全責的，且確實無法找到B方的，比如交通肇事逃逸等，A方投保的車損險負責賠償，但實行合同約定的絕對免賠率，同時A方應提供公安交通管理部門認定并出具的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