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年會7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爾閉幕。與上月下旬舉行的二十國集團(G20)匹茲堡金融峰會一樣，本次年會同樣強調將增加發展中國家在國際經濟和金融體系中的話語權。
從G20匹茲堡金融峰會和本次兩大國際機構的年會來看，增強發展中國家在世界經濟和國際金融體系中的話語權，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是G20將取代G8成為協調全球經濟政策的主要議事框架，二是提高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配額。
這樣的轉變，是世界經濟力量對比發生變化的客觀反映。從表面上看，是次貸危機之后美歐經濟霸權衰落的結果，從根本上看，是全球經濟格局嬗變的必然反映。
這樣的轉變，也迎合了國際社會(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呼吁調整當今經濟和金融秩序，構建一個公平、合理的治理結構的迫切要求。正如世行行長佐利克所言，發展中國家是未來世界經濟增長的新動力，也是幫助世界經濟實現更加平衡發展的關鍵，因此世行投票權的安排需要反映出21世紀國際經濟秩序的新現狀，體現發展中國家不斷增強的作用，增加其話語權。IMF總裁卡恩也說，各國應盡快就IMF份額分配達成共識，在2011年1月前將5%的份額從發達國家轉移到發展中國家。
G20取代G8，新興經濟體在IMF和世行的份額得到增加，這無疑都算是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勝利。但我們仍需清醒地認識到，從目前來看，無論是G20這個新的議事框架，還是在IMF和世行當中，美歐仍居主導地位，對發展中國家而言，重塑國際經濟和金融秩序的艱巨性依然存在。
從G8擴容到G20來看，這一新的議事框架或許只是“看上去很美”，未必能肩負起國際社會寄予之厚望。這里面有一個“變”與“不變”的問題。“變”的是從G8擴容到G20，人多口雜，利益訴求多樣化，更難達成具有約束性的實際成果。匹茲堡金融峰會就是最好的例證，美歐以及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各有急切的利益訴求，峰會最后達成了不少共識，但真正能夠落實的十分有限。“不變”的則是美國的領袖地位：一方面，經過擴容，歐盟的聲音遭到“稀釋”，另一方面，G20中的多數國家均為美國盟友，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地位雖然有所提升，但仍無法達到充分制衡的分量。
此外，G8并未完全退出歷史舞臺，與其說是G20取代G8，不如說G20和G8在經濟和政治問題上實現了分工。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明確地表示，“由于我們的全球影響、經濟力量和共同價值觀，只有歐洲和美國擁有決定性多數，才能提供協調一致和積極的全球領導力”。
在IMF和世行提高發展中國家投票權的問題上，同樣存在著量變質不變的現實。發展中國家在IMF的份額雖將升到48%，但發達國家仍占大頭，美國一家就獨占17%，擁有事實上的否決權。
還需留意的是，金融危機促成了G20地位的上升，也促成了IMF投票權從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的轉移，但危機過去之后，國際經濟、金融體系改革的緊迫性將大大降低，甚至失去動力。
作為應對之策，發展中國家必須理性、務實地推動國際經濟和金融體系的漸進式改革。具體說來，就是以接受既成事實———西方發達經濟體仍執牛耳、暫不挑戰美元霸權———為前提，在某個層面、某個區域實施“補救作業”，以漸進的方式對現有國際經濟和金融秩序進行有效調整，為最終獲取與經濟實力和市場地位匹配的話語權積累籌碼。
總之，G20取代G8以及IMF轉移部分投票權，是否像某些媒體所說的那樣，意味著一個舊時代的終結和新時代的開始，還是不要匆忙下結論為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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