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行的行政法規中，仍然存在著一些已經制定了幾十年、與時代脫節的法規。國務院今年再次開展行政法規“大體檢”，“655件現行行政法規、3031件國務院部門規章和9664件地方政府規章，總計1.3萬余件行政法規規章，將被逐一清查。”
大部分行政法規和規章都是為貫徹實施國家法律而出臺的具體操作性規程，一方面具有很強的時效性，應隨著國家法律和政策的更新而更新；另一方面具有一定的“隱蔽性”，并不像法律那樣引人注意。這使得大量法規及規章容易逃脫公眾監督的“視線”，即便是超負荷延用或休眠了N年也往往無人問津。例如，一部實行了20多年的《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如果不是孫志剛事件或許還會沿用至今；而媒體屢屢以“一條命就值300
元”提出質疑的《火車與其他車輛碰撞和鐵路路外人員傷亡事故處理暫行規定》，也竟然沿用了28年之久。
中國在各方面都制定了較為完備的法律法規，即將進入一個“后立法時代”。也就是說，隨著法律體系的不斷健全，中國未來的立法工作面臨的將主要不是新法的制定，而是大量法律法規的廢、改。這種“法規檢修”雖然不及正式立法那么宏大，但卻更為復雜繁瑣且任務艱巨，對于長期的法治維系也更為重要。
立法具有“落后于時代”的先天性弊端，而法治又需要“與時俱進”的法規，如何協調上述矛盾？前面提到的法規“大體檢”，上海、深圳等一些地方實行的“法律后評估”，還比如國外賦予公民對過時或違法規章的起訴權等，都不失為讓法規“永葆青春”的良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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