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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彭宇案看法律敬畏之心的缺失

2007-09-14 本報記者：姚玉潔王駿勇來源:經濟參考報

　　9月13日上午，國家預防腐敗局揭牌儀式在監察部舉行。這是國家預防腐敗局局長馬馬文（右）和國家預防腐敗局副局長屈萬祥在揭牌儀式上。新華社記者:李濤攝

　　“彭宇撞人案”日前作出一審判決，法院認定原告是與彭宇相撞后受傷，要求彭宇補償老人40%的損失共計4萬余元。這一判決立即在媒體和網絡激起一邊倒的同情，使一件普通民事糾紛充滿了“好心反被誣”的道德悲劇色彩。
　　然而，如果我們愿意用理性而非情緒來分析整個事件，會發現媒體的“見義勇為說”與法院的“常理說”一樣，缺乏令人信服的支撐。從案件判決，到當事人，再到呼喚法律正義的媒體，整個“彭宇案”凸顯的，是社會各方缺失對法律的敬畏之心。
　　“彭宇案”原本只是一個普通的民事案件：等公交車的徐老太被撞倒，彭宇將其扶起并送往醫院，徐老太指控彭宇為將其撞倒的肇事者，彭宇自稱是熱情幫忙的好心人。在真相不明的情況下，法院只能依據其掌握的證據，作盡可能接近事實的判斷。
　　之所以演化成當前的“道德危機”和“司法信任危機”，公安部門在這一事件中的瀆職、法官判案的粗糙，都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如果不是關鍵證據訊問筆錄的遺失，本案判決不會引發如此大的爭議。而法官在判案時，過多地使用自由心證，滿紙“從常理分析”、“依據社會情理”等證據推斷，則讓公眾感覺法官斷案不是“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從而產生信任危機。
　　被告方尤其是其代理律師，在本案中的表現同樣值得探討。如果被告認為合議庭、派出所與原告兒子之間有不正當關系，甚至有輿論猜測的所謂相互勾結的行為，就應該申請合議庭回避，或者向法院監察室舉報。如果認為作為關鍵證據的手機攝影文件無效甚至涉嫌偽造，就應該申請中止民事訴訟程序，要求對證據的真實性進行調查和鑒定，或者申請接警民警出庭。但遺憾的是，整個案件中沒有見到被告律師有任何依法作為舉動，而是通過放任委托人向媒體投訴的方式，試圖更輕松地達到贏得訴訟的目的。
　　需要反思的是，在本案中傷害司法權威的，也包括高聲呼吁法律公平與正義的媒體。回顧“彭宇案”的審理過程可以發現，在第三次庭審之后，在法院作出判決之前，當地媒體已經將彭宇定性為“見義勇為”，在客觀上形成了“媒體審判”的結果，嚴重干擾了法院獨立審判。
　　在法院尚未作出結論之前，媒體不宜直接介入，更不能用道德判斷代替理性報道。在“彭宇案”中，媒體迎合了人們對當下社會道德缺失和司法腐敗的擔憂，但這種傾向性報道激發的追尋正義的熱情，恰恰可能損害正義——人們都選擇性地接收和傳播自己所相信的信息，過濾掉相反的信息，事實的真相反而成為次要。
　　“彭宇案”凸現出在我國社會轉型期和矛盾多發期，人們對正義和道德的渴望。但這種渴望不能訴諸情緒宣泄的“道德劇場”，恰恰只能守在法律的保障底線。如果我們失卻對法律的敬畏之心，屈從于道德判斷，只能離我們希望的公平和正義越來越遠。
　　因此，我們能做的，應該是還法律一個安靜的空間，等待一個更公正的判決和一份合格的判決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