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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杭州市余杭區政府近日宣布，當地原有的29家股份制衛生院中的28家，由政府斥資3億元收回。2002年至2003年，余杭對原有獨立核算的鎮鄉衛生院進行股份制改革。通過競拍，29位個人及其股東以7500萬元的總價，買走了原來由政府和集體開辦的29所衛生院。
想當年，政府和集體開辦的所有衛生院被一賣而光。現而今，政府又將這些衛生院幾乎盡數買回。這個180度的大轉折如此突兀和蹊蹺，其中究竟有何奧妙？當年賣得一家不剩，據說目的有二：一是減輕包袱，二是盤活資源。事實是財政包袱暫時甩掉了，可資源卻向錯誤的方向“盤活”：私有化后的衛生院紛紛以逐利為目標，與大醫院爭搶病人，比著開大處方，看病貴、看病難從基層就開始蔓延。現在政府決定斥資收回了，又有另一套說法：公共衛生服務總得有人管，財政回購衛生院能為此提供保障。
按照當地官員的說法，賣出有賣出的合理性，買回又有買回的必要性。那么請問：誰都知道私人資本有逐利的天性，賣的時候為什么沒有預加防范，一定程度上保留基層衛生院的公益屬性？誰都知道國企往往具有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的問題，如今公共財政為衛生院托底，是不是已經有辦法應對最可能出現的怠惰病？如果衛生院收回來以后還是搞不好，又成了財政的包袱，是不是還要通過拍賣卸包袱呢？
發達國家的經驗證明：市場化的醫療體系也好，公共財政主導的醫療體系也好，只要體制和機制理順了，都能提供充足的基本醫療服務，都能避免看病貴、看病難的大規模出現。重要的是，如果是市場化取向的醫療體系，醫生的職業行為和醫療機構的行醫理念被置于充分的監督之下，不讓逐利意識推動下的過度醫療泛濫成災；如果是公有制主導的醫療體系，效率問題會得到充分的重視，如何促進醫生的積極性，如何保證財政投入花到刀刃上，都有成熟的體制和文化作為保障。從國內的醫改實踐來看，以民營化為取向的“宿遷醫改”十年來結出了豐碩的成果，而以全民免費醫療著稱的“神木醫改”也得到了各方的肯定。也就是說，對于基層衛生院來說，不管你選擇了什么樣的所有制形式，都需要在體制建設和操作細節上下工夫，把醫療人員的收入和公共衛生服務的執行情況有效掛起鉤來。如果不肯在具體環節上動腦子、想辦法，只想通過產權的變更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那是一種懶政思維和幼稚構想，甚至是一種拿公共財政資金和人民身體健康開玩笑的瀆職行為。
當年把衛生院一賣了之，說是為財政卸了包袱，曾經被當作一項政績。如今巨資回購，說要“買回基層醫療機構的服務效率和衛生公平”，似乎又可以成為一項政績。可是如此翻云覆雨真的能解決公共衛生服務不足的問題嗎？它會不會成為徒有形式變化而沒有實質進步的“拉鏈”式改革？我們當然希望余杭區真的摸準了問題癥結，解決這個老大難問題，但肯定或者否定的結論需要觀察一段時間以后再下。
最后，還有些程序上的問題不可不察。原先29家衛生院只賣出7500萬元，現在28家衛生院回收卻要3億元，不是說賣出以后2/3的衛生院經營不善嗎，怎么總價反倒上漲了這么多？這就需要問一句：這次用公共財政回購衛生院是否經過當地人大的表決？回購的價格是否經過了獨立專業機構的評估？既然是政府部門的重大決策，就當在法律程序上無懈可擊。既然是股權變更的經濟行為，就得按照市場規律嚴格操辦。總之，賣出和買進不能光聽嘴上的理由，一要講究程序合法，二要測評實效如何。事情做好了應該得到獎掖，事情做糟了也不能以“改革就是要大膽闖”為由輕輕帶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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