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全世界都在討論中國能否延續過去30年所保持的高速增長。因為從世界經濟史上來看，大凡經歷過30年高速增長以后，絕大多數國家都經歷了一次明顯的變化。經濟增速均明顯下降，多數國家下降到了4%以下。
“我的一個基本認識，就是今后一個時期，中國的潛在增長水平將逐步下調。這是因為，雖然中國經濟發展的總體態勢沒有因為金融危機的沖擊而改變，但支撐過去30年經濟高速增長的外部環境和內在條件都在發生新的變化。”王一鳴說。
從中長期趨勢看，一個國家可能實現的經濟增長率是由潛在增長率決定的。從短期來看，它又受到需求因素的影響，圍繞潛在增長率要波動。所謂潛在增長率主要是經濟體在最優資源充分配置的條件下所能達到的增長率。雖然有一些年份，潛在增長曲線高于實際增長率，這是由于需求因素的影響，故而會發生短期的波動。但是從一個中長期的趨勢面來看，它還是由潛在增長率決定。
“我們今后的潛在增長率會受到哪些因素的影響？我想主要有以下幾大因素：外部需求對經濟增長拉動作用、高儲蓄率可能會發生的調整、勞動力的供給、全要素生產率、資源環境對經濟增長的約束、其他層面的問題。”王一鳴說。
對于外部需求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王一鳴表示該作用在未來將減弱。他說，中國經濟很重要的一個特征就是出口快速增長，外需的拉動非常明顯。2001年到2007年，中國外貿出口年均增長率高于20%。即便是2008年受金融危機影響，中國當年的出口仍然保持了17.2%的增長率。當然這有一定的慣性作用。但是過去這10年時期，可以說是改革開放以來外貿增長最快、最穩定的一個時期。什么原因？因為我們遇到了第三次全球化高潮，2001年又正好加入世貿。發達國家對中國勞動密集產品的關稅有了大幅度的下調“這種特殊的環境今后還會不會重現？我們覺得很難。”
高儲蓄率也可能會調整。王一鳴表示，中國過去30年的增長，很大程度上是依靠高儲蓄率及隨之而來的高投資率。中國的儲蓄率2009年是51.4%，并且過去幾年以平均每年0.44個百分點的速度上升。“以前經常說中國的一個優勢條件，就是儲蓄率高，那這個優勢條件會不會發生變化？我覺得也會。因為儲蓄率從理論上分析由三個因素決定：第一，人口的年齡結構和居民的消費傾向。第二，周期性的經濟因素。第三，體制和政策性因素。我覺得現在這三方面都在發生變化。”他說。
談到勞動的供給，王一鳴表示，過去中國經濟30年高速增長，很重要的一個因素就是充足的低成本的勞動力資源和供給，這個是很重要的因素。勞動力充分供給得益于新中國建國以后三次人口高峰。但是現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人口高峰的出生人群已經開始進入或者即將進入退休年齡。
同時，農村轉移人口速度在下降。現在一般認為農村的轉移人口速率，只是勞動力不包括家屬，大概是1.46到1.47，這個速率也是下降的。所以勞動力的供需形勢也會發生新的變化。王一鳴說“現在大部分機構認為，中國勞動人口將在2015年達到峰值，之后逐步減少。另有學者研究后認為，到2015年，中國15到60歲人口達到9.98億人。所以我們實際上正在進入一個人口紅利的拐點時期。資本供給下降與投資下降，勞動供給下降，未來人口紅利因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將逐步減弱，所以未來經濟持續增長，更多的只能是依靠生產力的提高。”
對于全要素生產率的問題，王一鳴表示，我國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也有可能下降。過去30年，中國的全要素生產率總體上呈上升態勢，但是近年來上升的速率開始下降。王一鳴引用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院的計算說，1979年到2007年，我國資本形成、勞動和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分別為53.5%、25.3%和21.2%。這個計算分了三個子段，1979年到1989年，1990年到1999年，2000年到2007年。根據具體計算可以看到本世紀以來發生的變化：資本形成的貢獻是上升的，勞動的貢獻是下降的，全要素生產的貢獻也是下降的。
最后是資源環境對經濟增長的約束問題。王一鳴認為，這個約束作用將強化。他說“從總的經濟面來說，中國過去30年高增長的一個特征是什么呢？我經常說的一句話叫做‘資源的大規模、高強度投入’。那么現在你再用這種模式，我覺得成本、風險都會越來越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