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國家外匯管理局2010年12月31日公布的《貨物貿易出口收入存放境外管理暫行辦法》，自今年1月1日起，在全國范圍內實施出口收入存放境外。這項外匯管理新政不僅意味著將提高境內企業資金使用效率，促進貿易便利化，緩解外匯儲備激增壓力，暢通人民幣境外流通，更意味著我國外匯管理制度正在探索從“藏匯于國”向“藏匯于民”的戰略路徑轉變。
以往的外匯管理思路要求企業強制結匯，央行遂成最大的外匯購買者，政府是最大外匯持有人，這種央行被動的基礎貨幣投放，是“藏匯于國”的
“官方儲備國”體制下的結果。在這種外匯管理模式下，外匯占款成了我國央行基礎貨幣投放結構的主渠道，基礎貨幣供應被動受制于外匯供求，大大增加了基礎貨幣調控的難度。近年來，外匯占款存量占基礎貨幣存量的比例不斷提高，2006年已達108.49%，而在2001、2003年超出了100%，2004、2005年甚至超過200%。
一般而言，在資本跨國流動渠道日益增多的情況下，提高利率會吸引以套匯、套利或套價為目的的國際投機資本更大規模流入,這反過來會加大沖銷壓力。也就是說，在國際資本流動自由度不斷提高的情況下，我們試圖穩定匯率，就必然難以繞開“不可能三角困境”，貨幣政策自主性受到嚴重挑戰。
同樣是出口和順差大國，日本近些年積極推動向“民間儲備國”轉型的經驗就很值得借鑒。日本官方儲備資產只占對外資產比重的17.6%，一直執行“藏匯于民”的政策，并為國內居民創建了愿意“藏匯”的外部環境，使個人、企業、銀行愿意根據自己的需要自主持匯、結匯、售匯。2005年4月，日本內閣經濟財政咨詢會議通過了《21世紀展望》，首次提出“投資立國”理念，開始了“貿易立國”戰略向“投資立國”戰略轉變，強調要充分運用日本特有的經營資源和先進的生產技術，開展全球性的投資活動。2006年6月，日本經濟產業省發表《通商白皮書》，提出到2030年力圖把所得收支盈余對GDP的比率提高一倍。為此，日本積極消除對外直接投資的各種障礙，促進直接投資雙向擴大。近5年日本每年海外證券利息收入在500億美元以上，企業的資本利得及海外進賬極其巨大，所得收支盈余已成日本重要的外匯儲備來源。
德國也是典型的民間儲備國，民間儲備遠大于官方儲備，民間外匯儲備投資的多元化渠道暢通。“廣場協議后”，德國堅持“以我為主”的匯率政策，堅持“有進有出，雙向平衡”的既定戰略，雖擁有高額貿易順差，卻沒有積累起大量的外匯儲備。根據國際收支平衡表各項目的平衡關系，對外金融凈資產恒等于經常項目差額，也恒等于資本和金融項目（包括誤差與遺漏和儲備資產）的差額。德國雖然經常項目有資本流入，但資本項目、金融賬戶都是資本凈流出。從資產與負債的結構上看，德國對外FDI大于吸引外資，對外證券投資大于短期資本流入，因此，不僅保持了國際收支賬戶的總體平衡，也實現了結構優化。
對中國而言，改變官方儲備與民間儲備結構，真正實現從“藏匯于國”向“藏匯于民”的路徑轉變，在對外匯儲備結構考察中需要關注四大關系，即官方儲備與民間儲備的比例、美元儲備與非美貨幣儲備的比例、流動性高的資產與收益率高的資產的比例、放在美國銀行和分散放在其他國家銀行的儲備資產的比例。這四大比例關系可以概括為：安全性、真實性、流動性、盈利性四原則。
在這四大比例關系中，第一位當然是官方儲備與民間儲備的比例。儲備重點放在民間，不只是“藏匯于民”那樣簡單，它首先反映一個國家的財富水平、儲備和匯率水平是否真實。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貨幣定價權越來越不依靠政府，只有民間儲備大于官方外匯儲備時，這個國家才算真正富強了，當企業和國民敢于持有外匯資產才說明他對本國貨幣更有信心，這個國家的匯率才是真實的。
因此，需要啟動新一輪外匯管理體制的全面改革，通過新的制度安排促進外匯儲備的結構調整。首先，劃定官方外儲規模。按照外儲功能的多樣性，將其分為基礎性外儲、戰略性外儲以及收益性外儲三個層次，各個層次均對應不同目標和相應的規模。在制定外匯合理規模的基礎上，將一部分外匯資產從央行資產負債中移出，形成其他官方外匯資產和非官方外匯資產；其次，繼續推進強制結售匯制度改革，逐步過渡到比例結售匯制，并最終形成意愿結受匯制；再次，建立起真正與國際接軌的外匯交易市場體制，引入多層次市場交易主體，豐富本、外幣交易幣種，提供規避外匯風險的對沖工具。最后，構建完整的“走出去”外匯管理促進體系：由國家對外投資向民間對外投資轉變，應該多為“藏匯于民”創造條件，包括對外直接投資和購買國外股票、債券等金融產品，暢通民間外匯儲備投資的多元化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