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反對學術文章評審，而是反對起自美國七十年代初期而至今天變本加厲的那種早就變為胡鬧的制度。這是災難性的發展。
1890年，英國的皇家經濟學會成立，1891年該學會創辦《經濟學報》(EconomicJournal)，由馬歇爾主編。此后八十年經濟學的學報數量增加，但主要還是靠一個主編選文章，有委員或顧問，而到了上世紀六十年代，因為文章投稿愈來愈多，邀請外間的學者評審開始普及。然而，從1891到1970年左右，不管是誰審閱，決定發表或是否需要修改，一般是由主編一個人獨裁取舍。
芝大的另一份刊物——《法律經濟學報》——的創辦與驕人的貢獻是個好例子。1958年創立，五八至六○年由戴維德一個人主編，雖然戴老往往邀請同事們協助閱讀，提供意見，但發表及修改是由他一個人決定的。當時每年只一期的《法律經濟學報》，在戴老主編下往往不準時。他認為好文章不夠多學報可以等，等十年八載無所謂。后來施蒂格勒(歷史上最杰出經濟思想史專家)認為整個二十世紀最重要的經濟文章——科斯一九六○年發表的《社會成本問題》——是戴老視為至寶的選擇，那期學報等了過期近一年才出版。要是今天，科斯的大文不可能在正規的經濟學報發表：太長(五十多頁)，沒有方程式，沒有圖表，沒有任何統計分析。
乍一看，上述的文章評審制度跟七十年代初期開始轉壞到今天的沒有什么不同，其實是大幅地改變了。
大學的升職及聘請的準則逐步轉為以數文章、論學報聲望為依歸。這樣發展帶來的效果，是文章的發表重視規格，因為形式如何對取錄有決定性。方程式及統計技術變得風行，缺少了的是思想。文章愈來愈多，學報的數量跟著暴升。學報主編為了避免“權威”之嫌，把判斷的責任推到評審員那邊去。評審員呢？沒有誰喜歡做，所以往往推給連一篇文章也沒有發表過的研究生。
四十多年前科斯做主編時對我說，有些文章寫得一團糟，但文內提出一個可能是重要的觀點，作為編輯總要設法挽救。今天的編輯不會再有這種麻煩。文章規格不合，或方程式不夠，或沒有回歸統計，或是長文，通常不會被考慮。今天的新秀也真可憐。他們要為發表文章而折腰，要數手指，名學報的文章以多為勝。但怎樣過關被取錄呢？他們要重視形式及規格，而往往要依照幾位評審員的要求而修改，發表一篇文章的“手續”往往是三幾年的事。這樣一來，新秀們要采取撒網政策，讓多篇文章發出去，周游列刊，希望偶爾碰中。這樣做是不可能做出什么學問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