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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與大眾對于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已不覺奇怪。
4月17日晚間，中國人民銀行決定，從2011年4月21日起，上調存款類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這已經是央行本年度以來第四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也是2010年以來第九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如果不是剛好印證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一天之前在博鰲論壇關于“中國的存款準備金率不存在絕對上限”的表態，本次上調并無新意。
存款準備金率的上調已經在市場預計之中，這也從三月相關統計數據可資佐證。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一季度GDP增長幅度為9.7%，CPI上漲幅度則是5.0%，而3月份CPI則為5.4%，同比漲幅創下兩年多來新高，PPI也高達7.3%。這些數據都明顯高于市場預期，也顯示了經濟減速幅度有限，此前系列宏觀調控的力度尚未達到預期效果。與此同時，3月人民幣貸款新增6794億元，外匯占款新增4079億元，不少央票即將到期。央行在加息面臨熱錢的挑戰的情況之下，選擇使用存款準備金率來調整市場流動性也在情理之中。
本輪上調存款準備金率之后，大型金融機構的存款準備金率已經達到了20.5％這一1984年來的最高水平。然而，周小川所謂準備金率不設上限、如何調整將取決于市場走勢、適當收緊的貨幣政策還會持續一段時間的表態，顯然也昭示了央行或將繼續調整存款準備金率的可能。
不過，存款準備金率果真沒有上限么？未必。一般而言，存款準備金率并非沒有成本。首先，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對于銀行來說不啻隱形賦稅，頻頻變動，又使得銀行需在短期之內重新調整資產，會使得銀行傾向于保持較高準備金率以備調整，這首先對于銀行盈利不利；其次，銀行為了應對存款準備金率，信貸必然緊張，50個基點的存款準備金率大概凍結起碼3000億元的銀行資金。那么對于市場而言，可貸資金減少，那么強大的資金需求必然在體制之外尋找出口。典型如一直飽受融資歧視的中小企業，必然在緊縮之下首當其沖，民間信貸狀況也可從目前地下金融利率不斷飆升可見一斑，個別甚至出現150%年利率。
由此可見，存款準備金率上調即使理論上不存在天花板，但是實際中卻因為各種外部效應必然存在一個最優區間，超過這一區間上限，很可能得不償失。此前，央行官員張曉慧與紀志宏、崔永合作對于存款準備金率的實證研究，在《中國的準備金、準備金稅與貨幣控制:1984-2007》中也表明中國最優準備金率為23%左右。他們認為如果進一步將準備金率提高到23%以上，準備金率工具對沖流動性和控制貨幣信貸的效果反而可能會適得其反，這時就需要通過調整存貸款利率、存貸款利差和準備金存款利率等方式來進一步拓展準備金率工具的使用空間。
姑且不論23%是否是當下存款準備金率的上限，但是說明了存款準備金率調整必然有其規則，在現實之中必然存在一個最優點。進一步看，種種緊縮是為了對抗通貨膨脹，而通脹的根源表象雖然是流動性，然而本質更多基于中國投資拉動的經濟模式，甚至輸入性的通脹問題也是基于中國對于原材料、資源的強大需求。改變這一格局，顯然需要深層次制度變革，而非行政約談或者貨幣政策獨力可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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