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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魚執法現象，不僅嚴重損害了監管部門的公信力，也在很大程度上消解著食品安全屏障。
近期，食品安全領域可謂波云詭異，染色饅頭、回爐面包、瘦肉精、牛肉膏、毒豆芽等接連曝光，一再刺激公眾神經。我們的餐桌為何如此危機四伏？上至國家總理，下至平頭百姓，都在思考這個問題。道德防線的失守固然讓人義憤填膺，但監管方面暴露出的漏洞更令人憂心忡忡。
這種擔憂，不僅因為問題食品大多先是“媒體曝”，監管部門再打“馬后炮”；也不僅因為各監管部門搞“九龍治水”“搭便車”。最為可怕的是，一些執法者竟然把執法作為生財之道，將能不能創收作為管與不管的取舍標準。更有甚者，有意無意為問題企業、商家打掩護、開綠燈，使其成為可持續的處罰對象，就像割了又長的韭菜。山東某縣質監局一名食品審查員坦陳：“我們現在就變成了養魚執法，每天的工作目標就是想著如何完成創收任務。”
培根說過：“一次不公正的審判，其惡果超過十次犯罪；因為犯罪污染的是水流，而不公正的審判是污染水源。”執法者如果出了問題，其危害比違法者更為深重久遠。養魚執法現象，不僅嚴重損害了監管部門的公信力，也在很大程度上消解著食品安全屏障。因為，養魚執法著眼于利而不是法。或者說，法已經淪為少數人、少數部門牟取私利的工具。在利字大旗誤導下，執法權力已經偏離了規范、治理的本位，越出了公共利益的邊界，“執法為民”異化為“執法為利”。
當逐利邏輯排擠法治邏輯居于上風，執法行為容易出現選擇性，執法過程容易產生集體性盲點，執法力度也會在利益考量中逐漸流失。由此我們不難理解，為什么會有對造假者不能“罰狠罰死”的怪象，為什么存在打蒼蠅可以，打老虎就有被領導談話的禁忌，為什么“健美豬”能“勇猛”突破養殖、販運、屠宰、銷售等一系列監管環節橫沖直撞，“染色饅頭”能“幸運”地手持各類合格證登上超市柜臺。
養魚執法可恨可氣，目前迫切地需要找準病根，對癥下藥。就像藥價虛高，背后有以藥養醫的體制在作梗，養魚執法也有其不合理的體制根源。據記者調查和監管方面人士披露，目前監管部門的財政供養機制不順，辦公經費和人員工資都要從收費、罰款中出，說白了就是自己找食，以罰養人。在這樣一種利益機制驅動下，一些人難免用市場思維去開展執法行為，產生創收沖動，發展“罰款經濟”，要么抓大放小，要么先縱后罰，要么罰而不痛，在“越罰越亂、越亂越罰”的惡性循環中大肆牟取個人和部門的私利。
有鑒于此，食品安全監管還需在體制機制上進行改革，回歸本位。既在財政上保障監管部門、執法人員的工資、獎金、福利，保證他們的工作經費，讓他們吃飽飯；又要堅決使罰款與部門利益脫鉤，完善管理機制，強化監督問責，對瀆職失職、以權謀私、執法腐敗等行為嚴厲處罰，用高昂的違法成本使監管者不敢吃偏食。雙管齊下，才能不斷筑牢食品安全監管的防火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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