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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安徽省電力公司曝出斥巨資為副處級以上干部配車的丑聞，最近又傳出其內部竟然還有更大“福利”——“集資建房”。據報道，安徽電力的“集資建房”涉及888套房子，除一批雙拼別墅外，最起碼也是“四室兩廳”的豪華配置。這些在合肥市價超過5000-6000元的住宅，在“集資建房”的名義下，僅以1000-2000元的低價賣給電力公司內部人員。
眾所周知，1998年停止福利分房后，住房貨幣化已成為“房改”基本方向。但針對社會上存在的一些實際困難群體，政府并未對集資建房政策“一刀切”。2003年國務院下發的《關于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的通知》提出，將集資建房的性質重新定位為“經濟適用房建設的組成部分”；但要求各地對其用途、對象和建設標準等做出嚴格界定。
例如，根據2006年頒布的《安徽省集資建房管理暫行辦法》，集資建房是指“經市、縣人民政府批準，住房困難戶較多、無住房補貼資金的工礦區和困難企業組織符合享受房改政策的職工，利用單位自用土地進行全額出資建房”。該辦法規定，“參加集資建房的對象，應當限定在集資建房單位中未享受房改政策的無房戶和符合市、縣人民政府規定的住房困難家庭”，“集資建房的單套建筑面積，控制在80平方米左右”。
顯然，無論是從企業性質、參與對象還是實際建筑面積來看，安徽電力的做法都完全跨越了“紅線”。作為國家電網公司的全資子公司，安徽電力屢屢曝出“尋租”丑聞，除地方政府失察外，國家電網恐怕也難辭其咎。
作為國有企業，公眾有理由對其提出更高的社會責任要求。原因在于，在中國，國企是國家或全民所有的企業，是“公共性”與“私人性”（或企業性）的結合。換言之，履行社會責任是國企天經地義的本分，是“公共性”的內在要求。即便是在西方發達國家，也大多將“社會責任、義務以及公共政策目標”看作對國有企業特定的、強制的、法定的目標和責任。2010年中國社科院曾發布了一份名為《2010年企業社會責任藍皮書》的報告。該報告認為，國企的社會責任指數遙遙領先于民企和外企。但安徽電力的一系列所作所為，似乎難以讓公眾對此表示信服。
當然，在社會道德普遍缺失的今天，僅靠企業社會責任這樣的“軟約束”，并不足以杜絕類似事件發生。從企業的內在動機來看，壟斷所形成的巨額利潤在部分上繳以后，必然涉及一個如何在內部人間進行分配的問題。一方面，與其他國企一樣，電力企業存在多層“委托-代理”機制，委托人（公眾和政府）無法層層監管到企業內部的財務狀況；另一方面，電力企業還存在特殊的行業條塊管理，地方政府事實上也很難對其進行監管。于是，電力、煙草、石油等壟斷行業就這樣日益演化為一個個封閉的特殊利益群體。
從根本上說，只有退去壟斷行業的保護光環，引入充分的競爭機制，讓特權企業變成普通企業，接受投資者和媒體的全方位監督，企業的社會責任才能更好地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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