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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去年，我本人對高利貸還有嚴重的偏見。可是，華爾街日報的一個故事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某個星期五的傍晚，一個小伙子走進了一家小額貸款公司的營業所，他掏出身份證，很快獲得了80美元的貸款。那天是他女友的生日，他想買一束花，并且請他的女友出去吃晚飯。不一會兒，他就哼著小調兒，消逝在浪漫的落日余暉里。下周一，他領了工資，便把100美元(含20美元利息)轉給了債主。三天時間，債主的利息率高達25%，年化的利率高達百分之幾千，但是那個美國小伙子沒有抱怨。
我們中國人曾經鄙視農貿市場和在那里辛勤勞動的人們，甚至長期把他們當作階級敵人。而他們只不過是憑借苦力掙一份誠實和干凈的養家糊口的錢，一絲一毫也不比干部，教授和工人卑賤。
我們的銀行這幾年已經開始意識到中小企業和三農的重要性，也開始有點作為。但是，他們還做得很不夠：民間貸款利率比官方利率高出5至7倍的事實足以證明銀行做得太少，也足以說明社會的不公正。銀行彎不下腰來，有公有制的原因，有放貸成本的原因，也說明了小額貸款的高風險。銀行審查貸款不靈活，費周折，營業時間和地點也并沒有為小企業和農民著想。我們的銀行長期受到衙門作風的毒害，對顧客傲慢，對抵押品也有過于僵化的要求。所以在資金短缺時，微小企業和農民受害最深。我父親是個湖北農民，他每次走進信用社的大門，腿就發抖。他為什么害怕呢？
近年來，雖然高利貸行業在媒體上曝光不少，但是行業的規模還是太小，原因在于監管制度太呆板，而根子在于人們對這個行業的歧視。2011年5月底，中國國內信貸余額為62萬億元。其中，小額貸款公司的貸款余額為3000多億元，占0.5%；典當行的余額為1000多億元，占0.16%；擔保公司估計有300億元不合規的貸款，占0.04%。這三類機構的貸款總和小于華夏銀行的一半，興業銀行的40%。
小額貸款在貸款前的盡職調查時間一般很短，管理成本高(因為單筆貸款較小)，客戶一般又沒有抵押物或抵押物不足。但是，在政策上，他們受到了歧視性的待遇。目前，小額貸款公司不能吸收存款，不能拆借資金，不能經辦委托貸款，負債率又受到了政府極不公平的限制(小貸公司0.5倍，而典當行1倍，擔保公司10倍，而銀行10至20倍)。
古今中外，小貸公司和典當行都是很活躍的行業。而且，與大家的偏見相反，這個行業的繁榮并不以宏觀調控為前提；即使在資金非常充足的2007年和2009年，高利貸也十分興旺。在今天的美歐和日本也是如此。我堅信，中國政府和大眾一定會看到小貸公司作為一個行業對扶持微小企業和三農的巨大貢獻。隨著這個行業的成熟和形象的提升，政府會提高它們的負債率的上限，也會降低稅率而減少它們做賬外賬的誘惑。
那些沒有建立優秀團隊，信貸文化以及貸款流程技術的小貸公司和典當行一般沒有長期打算，也沒有任何社會責任感，現在已經碰到客戶不足的問題，他們可能最終歇業，或者尋求合并。但也有不少小貸公司和典當行會隨之繁榮，會到資本市場融資;也會有行業性的服務公司出現，提供融資和證券化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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