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經濟正在向政策預期的方向運行，經濟增長正逐步由政策刺激向自主增長轉變。時下為何有“硬著陸”的疑慮？除了美國債務危機和美債評級下調、歐債危機等帶動的金融市場動蕩之外，宏觀經濟方面出現的一些新動向同樣值得關注。
首先，貨幣政策作為典型的需求管理政策，其政策效果的顯現往往具有一定的滯后性。通常加息之后的效果在三四個季度以后才能顯現出來。去年3季度以來加息的累積效應將在三季度開始顯現，四季度將有明顯的顯現。
其次，這取決于通脹的拐點，并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政策的拐點。本輪通脹的復雜性表現在周期與趨勢因素的結合、國內與國際因素的疊加，治理難度較大，并呈現新的特點，這有可能迫使緊縮政策進一步延長，從而加大政策局部超調的潛在風險。
通脹拐點是否來臨取決于三個因素：一是貨幣緊縮導致經濟平穩減速，這可能在三四季度逐步成為通脹下行的推力；二是大宗商品價格上漲所產生的通脹預期效應和實質性拉動作用何時減弱；三是勞動力成本持續上漲將成為通脹的持久拉力，何時出現下降拐點，尚無跡象。綜合而言，下半年支撐通脹的三個因素中，只有貨幣因素存在下降可能。
再者，緊縮政策往往容易產生非對稱性效果，對不同區域、行業及企業產生“旱澇不均”的影響，這較高的增長本身即蘊涵著結構性的不平衡。例如大型企業通常具有較強的談判能力和獲得信貸的資源，即使在信貸總量收縮的情況下，仍然可以較為容易地獲取額度，從而擠壓了中小企業的貸款需求、提高了其資金成本。
那么，如何保持經濟平穩健康發展？按照目前的形勢，下一階段的政策應在保持控制通脹首要目標不變的同時，靈活調整力度與節奏，保持一定的前瞻性，防止緊縮政策的滯后性、累積性及市場效應的疊加。在保持宏觀政策緊縮基調的同時，對特定的領域進行適當的“定向寬松”，這包括保障房的建設、以及地方投融資平臺等項目的支持。
從根本上說，要促進經濟結構的調整與經濟轉型，為經濟增長培育新的增長動力。在外部市場動蕩的環境下，要重點拓展內需，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等，將社會資金更多引入到實體經濟中，放松一些門檻較高的行業的準入管制，為經濟增長培育新的增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