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外向型出口經濟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說明中國經濟亟須二次市場化改革。以溫州為代表，全國民間高利貸橫行，取代了以往的炒房團與炒煤團等投資方式。原因有二：管制利率與民間市場利率差價太大，導致資金大規模進入貸幣市場追求利率差價；二是民間資金缺乏投資渠道，炒房團、炒煤團等遭遇圍追堵截，成為經濟上的賤民，而證券投資絕大多數遭遇虧本的命運，投資者自然興趣缺乏。
政策沒有給市場預留足夠的實業空間，更沒有給龐大的民間資金預留有信用的投資市場，于是，資金進入最危險的領域——高利貸市場，錢生錢成為暴利來源：2010年銀根收緊之后，企業對資金的巨大需求缺口拉高了民間金融利率，2008年溫州民間借貸向公眾吸儲的平均月息為8厘，2009年漲到1.5分，2010年漲至3分（年息36%），而據《南方周末》記者了解，目前年息已達百分百以上。
情況到了一觸即發的地步。由于實體經濟無法支撐過高的利貸，據《南方周末》報道，浙江高利貸市場中債權人和債務人“跑路”成風，中小企業危險迫近，高利貸鏈條岌岌可危，在浙江、福建等地出現了大規模的鏈條崩斷現象。
雖然有關方面不承認東南沿海出現中小企業倒閉潮，但工商數據顯示，上半年浙江省注銷的企業高達1.44萬家，已超過2010年全年的1.24萬家，一些新誕生的企業很多是原有企業為分散風險而分出的次級衍生企業。
高利貸盛行，顯示實體經濟與金融管制的雙重困境。解決困境有兩種思路：或者以更計劃的體制、更嚴厲的管制、以高利貸從業者的血祭剎住高利貸之風；或者進一步向市場經濟推進，放松行業管制、價格管制，達到資金高效、自由流動的目標。后者才是治本之術。
讓人擔心的是，由于管制經濟的路徑依賴，由于政府掌握主要資源的配置權，解決方式容易向政府加大管制、吸納更大企業的目標前進。目前，連民企圣地都以引入大型央企、世界500強企業為榮，似乎中小企業退場、大型企業入場是中國經濟的未來希望所在。
這是對中國經濟轉型的可怕誤讀。
企業好壞不在規模大小，而在效率高低。從全國工商聯的數據看，國企的資產收益率普遍低于民企；從市場案例看，中鋁、中鐵建等大型央企在國際上投資虧損，中冶恒通在國內投資巨虧，無不反映上述大型央企缺乏最基本的內部信托責任機制。當資源通過行政之手越來越多配置到大型低效企業，中國經濟離高效的市場越來越遠，離內需經濟所需的民富國強越來越遠，經濟必然走向國富民貧、內需難振、隱性負債增加的極端境地。
而實體經濟資源錯配極其嚴重地影響到投資市場信心。A股市場的大型藍籌股低迷不振，而中小板相當于在4000點以上，說明大型企業的融資、再融資已成拖累A股市場的根本因素，投資者無法從這樣的企業得到回報，巨無霸企業做大需要投資者源源不斷地輸血——沒有人愿為這樣的企業支付更多成本。
中國所有的經濟問題，都到了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地步，必須用極大的勇氣與智慧進行二次市場化改革。
要解決高利貸現象，首先需要放松嚴厲的金融管制，以市場利率為基準制訂利率政策，而不是為維護貸款大戶的利益而人為保持巨大的負利率空間。目前要求大中型商業銀行面向小微企業貸款，是資源的又一次門不當戶不對的錯配。其次要打開行業門檻，允許民企進入管制行業，只要法無禁止，即可進行各方面的投資。否則，充滿龐氏騙局色彩的惡性投資難免按下葫蘆浮起瓢。
錢生錢的可怕經濟現象當告一段落，中國經濟只有靠二次市場化改革才能向正常的循環邁出關鍵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