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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名為坤叔助學團隊的公益慈善類社會組織，在長期助學中總結出“千分一”的公益理念。但在該團隊以“東莞千分一公益服務中心”的名稱申請登記注冊時，東莞市民間組織管理局認為“千分一”這一名稱可能讓公眾誤解為“硬性攤派”、“強迫捐款”，違背了慈善自愿的原則，導致其連續7年6次申請“轉正”均受挫。對此，廣東省委書記汪洋批示，要求有關部門轉變觀念，努力成為社會公益和社會慈善發展的助推者，而不是障礙。（《廣州日報》10月9日）
東莞市民間組織管理局的拒絕理由實在荒唐，誠如汪洋在批示中所表達的，“有什么理由從他姓‘俞’，就推斷人家會去‘偷’”，以名稱可能引起公眾誤解為由拒絕當事人的申請，不僅是對當事人的“有罪推定”，也是對公眾智商的一種侮辱。正如坤叔所言，他們手中沒有任何公權力，怎么可能去給別人“硬性攤派”呢？
這么簡單的道理，想必東莞市民間組織管理局是明白的。這是一種觀念問題，而且還是一種有代表性的觀念問題。它或許不是簡單的“好心辦壞事”，而是在一些管理機構和管理者的骨子里面，有一種根深蒂固的對權力“欲罷不能”的情結：不論從制度的要求上，還是從現實的需要上，管理機構都應向社會“放權”，可一些管理機構就是把持著權力不放。
法治原則和市場原則，對于權力的起碼要求是“權力要有限度”。以公益事業為例，無數的實踐早已證明，由民間組織來做，要比政府來做更有效率。如果政府管理機構明知道管不好還要把所有權力都攬到自己手中，只會導致能做的做不好，能做好的不能做。
我們的改革開放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功，非常重要的一個因素就是政府的權力從“無限”走向“有限”，通過向社會放權讓利來實現。之所以一些改革如今進入“瓶頸期”，與向社會放權不夠有很大關系，這也是為什么越來越多的人不停地呼吁“重新發現社會”的理由。以作為公益事業的慈善為例，幾次大的災難已經用無可辯駁的事實證明，我們的社會從來都不缺乏愛心，缺乏的只是制度的規范，而制度規范缺失的一個重要環節就是民間慈善機構的不夠發達。
當然，像東莞市民間組織管理局這樣不愿“放權”的管理者，除了想握有更多“屬于自己”的權力外，還與其不愿意承擔更高更重的責任有很大關系。雖說從整個社會來講，“放權”從根本上是在為權力減負，使得權力者不至于因為無限權力而承擔無限責任。但具體到一個管理機構，“放權”意味著其要承擔更大的責任。以民間組織管理部門為例，一旦被其核準登記的民間組織，由于其監管不力而出現問題，其就要承擔失察之責。這種情況下，哪有把所有權力把持到自己手中的責任和風險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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